朱大可

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达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始，张艺谋开始深化源于《红高粱》的流氓叙事，将其变成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转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义，并于花花绿绿的《三枪拍案惊奇》中达到恶俗的高度。张艺谋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领域（庸俗、低俗和恶俗）的华丽飞跃。

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的三位一体，构成由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最大救星。但与此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名妓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等，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高尚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

而在二百八十多年后的1937年，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据说有三十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八万女性遭到奸杀。这原本是一个严厉的史实和指控。它要成为人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

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与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