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下选了两条，起身前，将在晚餐前便已准备好的钞票递到了父亲手里，他接过钱，埋头细细清点、反复清点。我将其中一条送给大吉岭小姐，她一把接过风铃，看也不看塞进了背包，紧接着问为什么不砍价。我没回答，只是望着静默一旁的孩子，他也看着我，眼神没有闪躲，剔除其目光中天生的冷酷外，似乎还藏匿着某种难以言表的情绪，那可能是残存的、妄求挣脱的意识，正如同大吉岭小姐每次与其父通话时注视我的目光，但仅仅是相像。终于在足足清点了一分钟后，父亲用粗大的双手精巧地将钞票叠了四折，插入怀中，紧跟着第二个要求来了。

“昨晚……您给我们照相……我和我儿子……第一张……您要寄给我们……”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但莫名的，并不那么惹人讨厌，也许是他儿子的存在平衡了我的情绪。

我点头。

“我把地址给您……您一定要寄……”

“一定会。你把你的邮箱写给我吧！有纸笔吗？”

他听了，将衣兜里外拍打了一番，摇头。我转身，叫住了一个侍应，要来了纸笔递给了他，他下意识的接了，却没有写，只是傻看着我。

“把你的邮箱地址写给我呀……”

他毫无反应。

“写呀！”大吉岭小姐催促着。

他又愣了一愣，“要不……我来说……你们来写。”

大吉岭小姐接过已被握得满是汗水的纸笔。父亲用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印地语，叽里呱啦的说了一串类似邮箱地址的东西。大吉岭小姐听后眉头紧锁，一头雾水的样子。他便又重复了一遍，可纸上还是空空如也。

“他说的不是邮箱地址，我也听不太懂。”大吉岭小姐抱怨着，“你为什么不自己写给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