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亲曾是我在家乡唯一的支持者。可是，这次回家让我发现，那只是个假象。在出院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终于对我说出了心里话。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信什么法律。”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得随大流，搞特殊不会有好结果。”母亲越说越激动。

在沉默了一阵之后，我开始反击：“如果我真随大流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我指的是前年母亲那次住院的经历。在柴会超出事之后，她的心脏开始不好，终于在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当时我在上海，弟媳打电话来时，母亲被送到医院，人已经昏迷。医生建议上呼吸机，家里人都同意了，弟媳最后征求我的意见。

我六神无主，立即找到我认识多年的陈晓兰医生。她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当地医院，详细问明情况之后，认为不可气管插管，因为母亲的呼衰是由心衰引起的，上呼吸机纠正呼衰，可能进一步刺激心衰导致死亡。

我听取了陈医生的建议，拒绝了当地医生气管插管的建议。事后我才发现，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呼吸好转，第二天心跳基本恢复正常，一周后出院。

后来我知道，在帮我做出决定时，陈医生也在承受压力。

至于处理的医生为何决定要上呼吸机，医生朋友认为可能主要是缺乏经验和不愿承担责任的缘故。这个我能理解。这些年做医疗报道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医院一些鲜为人知的潜规则。比如，有的医生为规避风险，会夸大病人入院时的病情。母亲入院后如果上呼吸机，就说明病情极为严重，因此一旦出现意外，只能归咎于病情本身。

虽然我以这个例子勉强说服了母亲，但其实从内心里，我已对当初的决定产生动摇。我知道，母亲的事和弟弟的事不一样，至少结果不一样。我有时在想，假如母亲那次没能救过来，在家人眼中，我是不是又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或者，假如“谈话死”事件柳暗花明，柴会超被判无罪的话，那么我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形象？当然，这些仅仅是假设而已，现实不可更改，它充满了悖论，让我无所适从。

我现在仍在帮柴会超申诉，以尽我在这件事上的责任。然而，我马上又面临了新的困境。我听说，根据监狱里的潜规则，申诉将会影响到减刑。而让柴会超尽快出狱，是家人的共同愿望。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大耐心容忍我在他们认为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实似乎又要给我上一课：我做得越多，给亲人造成的伤害却可能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