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背景下发起的。考察思想界为什么要重新祭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为什么要号召在思想上进行一场共同联合、外御其侮的运动，就必须结合新启蒙运动发起者的相关论述，来分析这一运动发起的思想、文化和政治背景。

一、国民党政权的“党治”文化政策

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那里，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文化政策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国民党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所作所为，是推动他们发起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原因。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陈伯达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

文化上黑潮的卷土重来，是民族情势逆转的一方面的反映。签订廿一条件的袁世凯，当年所提倡的复古、尊孔、祀天等等，随着几年来国土的拱让，竟又有力地抬起头来。在各地喧扰着，招摇着。……

现在居然有人不客气地对我们最天真的儿童，向我们最纯洁的青年们，提出了“盲从权威”和“迷信独断”的口号来了。现在居然有人不客气地告诉我们最天真的儿童，告诉最纯洁的青年们：盲从权威和迷信独断，才能“救中国”。……

某些哲学的著作，充满了神秘主义，贯串了神学。……

白话文也一再被人目为“离经叛道”的了，而且在许多地方横遭摧残。……〔1〕

陈伯达描绘的这种状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国民党专制主义的党治文化政策的产物。

1928年底，以张学良东北易帜为标志，国民党大致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面对内外危机，为了维护和巩固一党专制，避免社会分裂的进一步扩展，国民党随即开始了它的党治文化建设运动。

所谓党治文化，是指一种形式上介乎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体制化了的社会控制模式。它通过政党对权力的实际垄断使政党内部政治信仰与行为规范在全社会范围的泛化，亦即通过使遵守政党党义的义务无条件地由其党员扩展至全体公民，得以在不需对国家性质、国体、政体、公民权利地位作任何法律形式上的改变的情况下，事实上否定法律对公民权利的许诺，否定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权威性地位，从而使其对社会超法律统治合法化，使国家成为实现政党意志的工具。〔2〕

国民党积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加强对文化思想领域的全面控制，正是这种党治文化运动的体现。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体现在“立”和“破”两个方面。

（一）“立”的方面

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次年，教育部拟订《教育方针草案》十四条具体纲领，在教育实施方面提倡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就是要使教育贯彻反帝、反封建的方针政策，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到了1927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改变了广州国民政府制订的“党化教育”的目的，而要以国民党的纪律约束学生，服从他的指挥。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讨论，以“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代替“党化教育”，1929年3月正式提出“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是年4月，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这一宗旨的实施方针指出：“要使教育融会贯通，陶融儿童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可见这时所谓的“三民主义”教育，已经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它抛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用“明礼义、知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观念，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1932年，国民党在所占领的赣、闽、皖、鄂等省的革命根据地，又实行了所谓“特种教育”，目的在于通过反共宣传，灌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消除革命影响。南京国民政府还积极提倡尊孔谈经，甚至宣扬法西斯主义思想，大量发行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书刊。1934年的一次国民党中常会上，甚至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定。湖南、广东等省都强令中小学生读经，将四书五经及古文编入教科书内容。各地中学毕业会考，都采取经书的原句作为语文题目。蒋介石大力宣扬的“力行哲学”，就是封建伦理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的产物。1934年，陈立夫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出版《文化建设》杂志，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实际上也是为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服务。〔1〕

党治文化政策“立”的一方面最重要的努力是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初，蒋介石面临着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他发起的第五次“围剿”，占领了一些革命根据地，但不能阻挡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他认为，“此种思想上之流毒，实较有形匪患为尤其”。而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反蒋的浪潮不断高涨。蒋为了摆脱困境，在南昌发起了一个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以求“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尽管对这场运动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但是，用传统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整治人们的思想，训导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不能不说是其重要的目的。

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有四：其一，以“礼义廉耻”(四维)为准则，“务使一般国民的衣食住行统统能合于‘礼义廉耻’，如此我们的社会才容易进步，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复兴”，其中“礼”为“四维”之首。其二，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衣”即“洗净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纽扣”；“食”即“食具须净、食物须净”；“住”即“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即“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其三，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目标。其四，以“三化”为追求目标，即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尤以军事化为重。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内容和宗旨，在新生活运动中，它被赋予新的内涵：“礼”即“理”，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它包括自然定律、社会规律、国家纪律等，要求国民以“礼”生活，即对定律、规律、纪律等要有规规矩矩的态度；“义”即“正正当当的行为”，依乎礼之行为为义，否则为不义；“廉”即“清清白白的辨别”，清白地辨别是非——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耻”即“切切实实的觉悟”——切实地觉悟不合礼、义、廉为耻〔1〕。“礼义廉耻”的本质就是要国民服从、维护现存秩序。

在蒋介石那里，新生活运动是他不遗余力地推行的事业之一，先后长达十五年，但是其成效并不大。到后来，冯玉祥甚至指责“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1〕。

蒋介石强调新生活运动的基本要求是生活革命，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礼义廉耻”的精神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更高的目标，即找到一条“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但是，这种做法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一千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轻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2〕。

（二）“破”的方面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文化政策“破”的方面体现得最为突出的是，配合军事上对红军的“围剿”，对国统区的革命文化也进行了“围剿”。〔3〕

首先是限制“革命文化”的出版自由。1930年1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对报纸、杂志、书籍及其他出版物的出版作了种种限制和规定，一切出版物均须交审，非经许可，不得印刷或发行，违反出版法的规定，处以罚款、扣押、停止发行和判刑等。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规定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凡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及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民主和抗日，或者对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的，一律严予禁止。1934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在付印前都必须将稿本送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不送审的要“予以处分”。审查委员会不但删削文章，而且“改”文章，如果不按削改的印刷，就“予以处分”。

其次是查禁“进步”书刊。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国民党即实行所谓“邮电检查”，扣押进步书刊，予以销毁。1935年，蒋介石命令特务机关军统局接管各邮电检查所，由军统局“统一全国邮电检查事宜”，并密令施行“邮电检查规则”。国民党以种种所谓罪名查禁进步书刊。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函上海党部，查禁149种文艺书籍，并令“连底版一并呈缴销毁，毋稍违误”。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到1935年，社会科学和文艺书刊被查禁押扣的达千余种。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制订了《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查禁文艺书籍164种。1936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查禁676种社会科学书刊。

除了查禁书刊之外，国民党政府还派遣特务、侦探，组织流氓、暴徒袭击和捣毁进步的文化机构、报馆、书店和电影院，投寄匿名恐吓信，绑架和暗杀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1931年1月，著名的优秀青年作家共产党员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被捕，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1933年11月，国民党特务捣毁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同时发函警告上海各大小电影院，“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影片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同月，国民党特务袭击良友图书公司，并发信警告各书局各刊物，“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来对付，“决不宽假”。上海报业资本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为《申报》发表反对不抵抗政策和抨击国民党“剿共”政策的言论，抵制国民党控制舆论，于1934年11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35年5月，《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涉及了日本天皇。日本驻沪总领事提出抗议，说这是“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国民党政府立即禁售该刊，查封该周刊社，主编杜重远被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并有七个审查官因此被革职，史称“新生事件”。国民党当局以各种方法迫害左翼文化的旗手鲁迅。他们诬蔑鲁迅“拿苏联卢布”，诬蔑他“乐于做汉奸”，“领日本津贴”，甚至派特务监视，准备暗害。杨杏佛被暗杀时，在暗杀的黑名单上还有鲁迅的名字。鲁迅因为受迫害，不得不数次离开住所四处躲避。

这种“文化围剿”不仅在中共知识分子后来的著作中成为贬斥的对象，在当时也是遭到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驳的目标。新启蒙运动，即其中之一。

二、“满洲国”的奴化教育与日军侵略理论

日本的侵略理论及其在东北“满洲国”实行的“奴化”教育和文化政策，是导致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发起一场爱国主义思想运动的重要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把东北变成其独占殖民地，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满洲国”建立后，这种奴化教育全面铺开。

首先严密控制日伪统治下的教育机构。“满洲国”在建立之初便宣布废除原来中华民国在当地使用的所有教科书，并封闭所有高校进行整顿。随后，按照日本吞并中国的需要来设置学校和编写教科书。他们关闭了东北的综合性大学，如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等，设立资政局训练所、中央陆军训练处、警察学校、税务讲习会、吉林高等师范学校、奉天高等师范学校等，以培养一些能帮助日本侵略者治理、开拓东北的奴才。至于一直贯彻的教育宗旨，溥仪后来奉占领军之命而颁布的诏书作了揭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唯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练成之。”〔1〕这里提及的国本奠定诏书，宗旨是使“满洲国”宗教与日本的宗教合一，将日本的祖先神灵“天照大神”迎过来作为“满洲国”的国教，将“满洲国”的生存与发展归结于“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满洲国”谈及教育方针的文字，到处充斥“日满一德”、“民族协和”、“忠良国民”等字眼，毫不掩饰竭力制造“良民”的意图。〔1〕

“满洲国”的国定教科书及学科设置，也贯彻了“日满一体”、“亲仁善邻”、“共存共荣”的意图。依据“满洲国”1933年制订的“统制学生思想方案”，各种涉嫌“赤化”、“党化”或激发中华民族意识的书籍得全部焚毁。这在地理课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地理课本和公民课本中如“迫我承认二十一条”、“民国在国际的地位”、“国耻新山歌”、“国耻纪念地金州半岛”、“青岛问题”等有关中国主权的内容全部删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使东北青少年忘掉祖国，服从其殖民统治。“满洲国”学校的课程设置遵循这样一种次序：日本语最重要，“国民道德科”次之，再次则为“实业”科，至于一般文化知识则成了可有可无的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