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从1936年由陈伯达最先提出，到1941年张申府最后一次提及，前后进行了四五年时间。新启蒙运动从兴起到沉寂的演变过程，以文化界的反响程度为界，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一、“新启蒙运动”的提出

（一）零星的呼喊

新启蒙运动的正式倡导出现于1936年9月。新启蒙运动各种主张的提出，则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新启蒙运动”这一名词提出以前，文化界就有各种各样的吁求。1934—1936年初思想文化界便有关于开展新的文化运动的零星讨论。这些讨论对新启蒙运动口号的提出有思想先导和舆论准备的作用。

首先是王造时发出了“进行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呼吁和号召。

早在1932年，王造时就发表了《复兴新文化运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王造时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大解放，使旧社会的思想与制度，都失却了尊严。五四运动，就是表现人民对于权威不客气的反抗。”〔1〕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五四运动开辟了通过思想革命为政治革命开道的新道路；第二，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思想和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革命。“所有旧的伦理、道德、制度、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真是四面楚歌，都渐被摇动起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又是新文化运动不可磨灭的功绩。”第三，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的作用不可低估。文学革命不仅仅是文字问题，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所以革文言的命，也间接就是革传统思想的命。革的结果，白话给了我们一种比较容易传达思想的工具，解放了许多受文言压迫的人们。”第四，五四运动开出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新局面。“经过新文化运动，民族经历的解放，真是又如春雷发动，万物启蒙。什么思想的系统都有，什么改良的运动都有，五花八门，构成今古奇观，在中国历史上放一异彩。”〔2〕

在高度肯定“五四”的同时，王造时毫不掩饰对现实的失望，他严厉地谴责：“党国以后，训政以来，什么都完了”〔3〕，“新文化运动的影子没有了”〔4〕。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享受着高官厚禄，当代的青年沉迷于个人琐细，毫无理想可言，而“旧思想正在运动复辟，旧制度正在卷土重来，旧人物正在借尸还魂，到处都在露出狐尾巴的原形”〔5〕。他声色俱厉地指出：“现在真是一个‘反动’时期，一个‘反革命’时期”〔6〕，因此，“一九一七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的确有它的价值”〔7〕。他号召进行一场“后期新文化运动”。

王造时对新的文化运动进行了初步的规划，他倡导的“后期新文化运动”既是对“五四”的继承，又是对“五四”的超越，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后期新文化运动应该继承“五四”的批判工作，并扩大其范围。“后期新文化运动，第一须将不合理的思想、制度、事例、风俗、习惯等等，彻底的加以扫除；换言之，应该继续前期新文化运动的破坏工作。以前有许多地方，简直没有攻击到，或攻击而没有致要害。因此‘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现在若不拆尽旧房子，新房子无从建起。”他认为：“前期的新文化运动，范围还不够大，有许多问题根本上就没有讨论；有许多问题，讨论了而没有到底。我们主张后期的新文化运动，应该包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把一切旧的东西，都倾箱倒匣找出来，一一加以检讨，重新估定它们的价值。”〔1〕

第二，后期新文化运动，除破坏外，还要建设新的文化。王造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缺陷是只注重消极方面的破坏，没有注重积极方面的建设。因此，“后期的新文化运动，除了继续破坏旧东西而外，还需提出有系统的主张，作公开热烈的讨论，以期得到新社会生活的方式”。他明确表示：“我们的唯一目的，在创造适合现代生活的新文化。”〔2〕

第三，后期新文化运动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王造时认为，文化运动本来就是收效很慢的，需时很长的，须经过很大的“势力”，才有相当的效果。若操之过急，是不会成熟的。前期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很大的成功，不数年便归于没落，便是因为运动经过的时间太少，力量不强，因此，后期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有一个较长的实践，去充分检查各种思想与制度，以期得到成熟的结果。“‘欲速则不达’，我们倒不希望一年半载有什么惊人的成绩。”〔3〕

在文章的末尾，王造时呼吁：“前期新文化运动尚未成功，后期新文化运动仍须努力。”〔4〕在后面的行文中，我们将会发现，王造时的这些呼吁与新启蒙运动的主张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

其次是愚公“开展启蒙运动”口号的提出。

1935年2月，在国民党的官方文化杂志《文化建设》上，发表了一篇《中国的启蒙运动》，署名“愚公”。文章认为欧洲的启蒙运动进行了一百多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国的启蒙运动，在那一年，我们还很不容易断定”。当前，“努力于文化工作的人，是该来一个启蒙运动的”〔1〕。

作者认为，把“充分的常识”教给一般的国民，使他们了解许多普通“事相”，使他们都能够认识一点字，都了解国家生活和个人的各种基本概念，都不愚蠢，都不堕落，都尊重科学，都不迷信，都知道个人尽个人的责任……“这是比多训练几个畸形的天才，油腔滑调地高唱着似是而非的理论的人要好得多的”。而且，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随便抓住中国的一个农民，如要叫他了解某种学问，尤其是某种学问中的某种学派，那该当有多少工作！第一步你得叫他识字，叫他进学校，叫他学这，叫他学那，然后他才把这一般应用的‘术语’学到了，然后才说得上了解什么学问”。

作者慨叹：不幸的是，许多人竟然瞧不起启蒙工作，耻笑对国民进行常识教育。耻笑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文化的死圈”。这种文化死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人始终是文化人，无知识阶级始终打不进这圈子里来；另一方面，“文化人中，因为畸形发展的原故，少数的聪明分子，果然十分文明也往往有之；然而他是孤独的，不是集团的，是个人的，不是民族的。”如此，于人类有什么益处？于文化又有什么益处？作者认为，“努力把个人变做英国君子，即Gentleman那样子，那不是我们现时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全民族的文化”。因此，“当小学教师乃并非可耻的事，做启蒙运动，才是诚恳地在那里为文化服务呢！”“所以我们觉得，现下的中国，是应该再来一次启蒙运动的。”〔1〕

愚公关于启蒙运动的主张，虽然是普及一般知识而言的狭义上的启蒙，但是，毕竟在知识界喊出了“开展启蒙运动”这样一个响亮的口号。

另外，张申府声称，他在1934—1935年主编《大公报》的副刊《世界思潮》时，重提五四精神，就有倡导新启蒙运动的旨趣。〔2〕据采访过张申府的美国学者舒衡哲说，张与陈伯达1936年过从甚密，陈从张那里获得许多启发。〔3〕欧阳哲生认为，“新启蒙运动中的理性、思想自由等口号显然与张申府的思想引导分不开”〔4〕。总之，在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提出之前，许多文化界人士对如何继承五四精神、如何改变中国文化现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二）陈伯达提出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真正作为一个运动倡导并开展起来是在1936年秋，直接起点是中共北方局的改组。当时，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刘少奇上任后，随即提出要“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以便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5〕。同时，改组了北方局，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同年秋天，陈伯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开始酝酿和倡导在文化界发动一场思想运动，即新启蒙运动。

1936年9月10日，《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刊登了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我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1〕，这篇两三千字的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进行“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并初步勾勒出运动的基本轮廓。

陈伯达认为“理论落后于实际”是当前中国尤其是哲学界的主要问题。虽然“新哲学在中国到处都已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但是，新哲学研究还存在不少缺点，新哲学者还是应该实行自我批判：第一，新哲学者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而这种数千年来的传统统治思想，目前却正成为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卖国贼用来奴役中国人民意识的有力工具。陈伯达指出：“不和这种外‘仁义’而内则极残忍的旧传统思想作无情的斗争；没有看到这种旧传统思想在四万万落后而黑暗的同胞中之鸦片的作用；没有看到这种旧传统思想在当前民族解放斗争中之公开叛卖民族的作用（如郑孝胥及其他样式的郑孝胥所同表现了的）；那么，我们在哲学上的争斗，简直就等于放走了最主要的敌人，同时也简直等于抛弃了最广阔的群众。”第二，陈伯达认为，中国新哲学者，大部分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这种“理论从实际游离出来”的做法使理论落后于实际的形势十分严峻。

有鉴于此，陈伯达提出了他的主张：“新哲学家应该面着中国民族的和社会的争斗，应该面着在腥血中，在饥饿中之现实的中国人民大众”，“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前面，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争斗结合起来”。他呼吁：为着目前的困难，新哲学者应该在文化界组织“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发动“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这种启蒙运动，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解释”，另一方面，要团结一切忠于祖国的分子，组织一个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联合阵线。

陈伯达还提出：思想工作应该和组织工作同步进行，新启蒙运动应该进行组织上的联合。他倡议建立新启蒙运动的组织机构——“中国新启蒙学会”，并规定了这一组织的基本纲领：“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为实现这一纲领，陈伯达部署了九项工作：

第一，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

第二，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

第三，阐发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文化侵略，以及中国旧礼教如何转成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人民的工具；

第四，系统地介绍西欧的启蒙运动及其重要的著作，介绍世界民族解放的历史及其理论；

第五，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去；

第六，在各地经常举行哲学的公开讲演会、辩论会；

第七，帮助民间组织广泛的“破除迷信”的组织，组织各种式样的无神会；

第八，和世界的文化组织、思想界名流，建立联系，请求它们不断地援助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援助中国人民的新启蒙运动；

第九，组织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委员会。

陈伯达要求“根据运动的每个参加者的能力和兴趣，实行分工合作”，而新哲学研究者应该作为领导者“来共同发起这个伟大的新启蒙运动”，这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部分。〔1〕

时隔不久，他又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1日）上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这篇文章是上文的补充，更具体地阐明了新启蒙运动的意义。

陈伯达评价了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之得失。他认为中国启蒙运动滥觞于戊戌变法时期，但是戊戌启蒙运动只是上层思想家的呼喊。辛亥革命在文化上也没有引起一个普遍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才是文化上的群众运动。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均收获不大。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来了一个大逆转”，文化上的黑潮又卷土重来。侵略者、汉奸“要把我们拉回中世纪时代”，提倡复古、提倡尊孔、提倡礼教，鼓吹盲从、鼓吹迷信；国内许多人向青年们灌输“盲从权威”、“迷信独断”等口号，“数十年来，我们的先哲，我们的战士，用血，用骨肉，所建造起来的新文化果实，随着民族灾难的发展，正在被人蹂躏着。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呼喊是在被人扼制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新文化，正在遭逢着被毁灭的危机。”

陈伯达呼吁，在这种严重的文化形势下，需要组织全民族的抵抗来解除国难，同时也必须唤起全民族的自我觉醒。他指出：“我们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反对一切的愚民政策。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新启蒙运动——也就是我们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在这里，我们要和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爱国主义者，一切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自然科学家……结合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

陈伯达还努力厘清新启蒙运动在近代启蒙文化谱系上的地位，他对新启蒙运动超越中国近代历史上历次启蒙运动的可能性充满自信。“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也即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我们的新启蒙远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相对于五四运动而言，新启蒙运动不仅要接受五四运动时期许多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而且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方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救亡运动相联结。他具体区分了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不同，指出新哲学者和“动的逻辑”〔1〕应该成为运动的主力和核心。但是，“新启蒙运动结合的范围是广泛的”，对于“动的逻辑”承认与否，不是这种结合的“标志”（基础）。新启蒙运动结合的“标志”（基础），应该是“保卫祖国，开发民智”。当前救亡战线的参加者包含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新启蒙运动有必要尽量把握每一部分人积极的一面。他明确指出：新启蒙运动只有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广阔地开展起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