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已出现了南北遥相呼应的状况，形成了北平和上海两个中心。在北平以组织工作为主，在上海以理论探讨为主。

在上海，以艾思奇为首的《读书月报》编辑部特别组织了一次“新启蒙运动座谈会”，邀请了何干之、吴清友、夏征农、李凡夫、陆诏、刘群、凌青、葛乔、柳乃夫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座谈会就启蒙运动的提出过程、社会根据（基础）、主要内容、历史特点、主要偏向以及推进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为新启蒙运动的深入开展做了理论准备。1937年5月，在艾思奇主持下，《认识月刊》创办，开辟了上海新启蒙运动的理论阵地。该刊在创刊号上专门开辟《思想文化问题特辑》，集中讨论新启蒙运动问题。这一特辑接连发表了陈伯达的《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艾思奇的《论思想文化问题》、何干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胡绳的《谈理性主义》等文章，对如何促进新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除此之外，周扬、章汉夫等知名文化人士也纷纷支持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的讨论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在北平，《现实月报》首先专门发行“特辑”为推动新启蒙运动作舆论鼓吹。随后，《北平月报》、《华北呼声》、《新文化月刊》、《动向》等各大报刊纷纷效仿。文化理论界发表大量文章，就如何开展新启蒙运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此同时，新启蒙运动的组织工作也提上了日程。5月19日，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吴承仕教授会同张申府、程希孟、黄松龄、寂郁光、田佩之、张友渔、吴觉先、谭培桢等五十多名教授，在“星期天文学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启蒙学会。成立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选举了组织干事，发表了成立启事，声称将采取进一步行动推进新启蒙运动。〔1〕

（三）围绕启蒙学会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文化界一直不大太平。先是新旧学联产生了“五四纪念风波”，酿成流血事件，后来又有陶希圣和杨秀峰围绕“西班牙主义者”的争论。“启蒙学会”的正式成立更是引起了右翼势力的恐惧。围绕启蒙学会产生了一场争论，这是新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下面详述这一争论的前后经过，以此窥斑见豹，一睹新启蒙运动高潮时的盛况及背后的艰难处境。

1937年5月21日，启蒙学会成立的消息在各大报刊登出前后，张申府、于刚、仲云等人发表了《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与青年》和《新启蒙运动与妇女解放》等文章。作为一贯与张申府等左翼教授不和的杨立奎，先是看到了启蒙学会成立的消息，后来又看到了于刚、仲云等写的文章，于是便在5月24日《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一文，对启蒙学会大肆攻击：“启蒙学会的人拿忠孝节义五伦八德当做毒素，要把他一点一滴地洗净。这样绝伦灭德的枭獍，竟然在北平文化教育界发见（现），这还了得！这还了得！！我不看犹自可，越看越生气，几乎把眼睛睁裂！牙根咬碎了！唉！这些禽兽，居然在大学里做教师，将来岂不是要教出一大群猛兽来吗？我希望全国教育界人都赶快起来，除此文化界的败类！”〔1〕

第二天，杨氏又通电全国，“声讨”组织新启蒙学会的九位教授。指责九教授“组织启蒙学会，反对礼教，诋毁忠孝节义、五伦八德为陈腐毒素，蛊惑青年，自行灭绝俽净，狂悖荒谬，亘古天伦。立奎不敢坐视，誓以全力铲除此灭伦丧德之枭僸，毋使其匿迹学界，蛊惑青年，尚祈一致声讨，名教幸甚，世道人心幸甚”〔2〕。

杨立奎的言辞可谓声色俱厉。遭到攻击的九位教授，反应却比较平静。启蒙学会的九名干事之一张申府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启蒙二字的本意在求开明，就是理性运动。反对盲从，反对武断，反对迷信，与礼教毫无关系。杨氏此种态度，可谓无的放矢，同人尊重理性，无与其答辩必要。”启蒙学会的另外一位负责人也称：“启蒙学会原系（北）平市各大学一部分教授为联络感情，互研学术，并谋促进社会文化事业而组织。成立以来，除组织章程曾经各报披露外，本会迄未发表任何文字，声述同人意见，同时本会刻正向社会局进行正式立案手续，短期内即可办竣，故杨氏诋毁本会各点，实属无的放矢，意图诽谤个人，是非曲直，社会自有公论。本会对杨氏此种行动，决暂持静观态度，置之不理。”〔1〕

九教授的这番言论，虽然态度冷静，但是多少使人有底气不足之感。尤其是张申府声言启蒙与礼教无关这一点，更是让人抓住了把柄。因为许多人发表的关于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反礼教的主张都很明确。兆鸥、于刚、仲云、仲季〔2〕、穆伽〔3〕等在这一问题上更是十分激进，张申府本人在同时发表的《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4〕中，对五四运动的反礼教也给予积极评价。

面对新启蒙运动诸君的谦谦君子风度，杨立奎此时并未善罢甘休。5月26日，他继续发表长篇谈话，极言作为礼教核心的“五伦”之不可偏废：“现在无知之徒，因传子之帝制推翻，男女平等，乃怀疑五伦。须知‘君’之意，系指一国最高之政治执行者而言，并非指帝王而言。取得最高权力之方法甚多，有由前人让与者，有由征诛得来者，有由大臣废立得来者，有由人民公举者。由前三种方式取得最高权位者，即谓之君，则由人民公举之大总统，当然亦不能不谓之君。况君仅指在位者而言，退位则失去君之资格，如清乾隆因衰老而禅让于嘉庆，则失去君之资格（儒家主张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而其上皇之资格，依然存在，即其明证。故共和成立，不过帝王消灭，君固依然存在，不能以此而怀疑五伦。又夫妇有别，盖指各对之配偶者，在道德上、法律上，夫妇之关系尚存在时，任何第三者不能侵犯之意，不然何以谓之有别？故男女平权，并与五伦无涉。总而言之，余意五伦起于万物灵长之人类天性，并非教条，故古今中外无或违者（苏饿之司塔林君亦系其国君），动物五伦不备，盖因生活简单之故，枭獍是否五伦全灭，尚属疑问，人之灭伦者，诚枭獍之不若矣。至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维持人类杜会安宁秩序之必要。”

他认为“一切文化，无一非由传统而来，而人类之所能进化而高于其他动物者，皆因发音器优良，能借言语以传统故也”。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批评“新启蒙学会”“广泛地反对传统文化”，“真可谓毫无科学知识”。

他指责张申府等人“与礼教毫无关系”的言论是欺人之谈，还表示“关于旧礼教与新思想之关系，他日当为文详记之，以告青年，俾不至谓彼不孝、不悌、不忠、不信、无礼、无义、寡廉、鲜耻之徒所蛊惑”〔1〕。

不但杨立奎接二连三地攻击新启蒙学会，报上还登载了一些反对启蒙学会的言论，以国民党中宣部主办的《华北日报》为最。25日该报副刊“咖啡座”，有署名“怀朴”的一篇短论《所谓新启蒙运动》，该文直指新启蒙运动的政治背景：“近来北平有一部分自称文化教育界所谓名流而实际上都是一伙额角头上没刻字的共产党徒，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名词虽颇动人，其实不过是共产党旧日外围工作的‘花样翻新’而已。”〔2〕

如果说怀朴的语气还算和缓，而其指责也并非虚言的话，那么，26日同报发表的余潇河的《何物“新启蒙运动”？》一文，语气就很不客气了：“睁开眼看看吧！中国四万万同胞有几个人相信你们这些不三不四的专作分裂运动的魔鬼呢？”“身为大学教授，好好的教导学生以必备的实用知识才是，何必要放弃了功课不讲，放弃了讲义不编，放弃了课堂的启蒙运动不作，专跑到大街上捣鬼呢？”“几个破烂汉的流氓，碰住头，闲扯淡，扯出个‘启蒙运动’，就以为再生之机到了，于是以真名发表启事，以假名发表宣传文章，自己做作得好像是大众在吁应似的，其实除了自己演双簧以外，大众在哪里？人们都不是傻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有什么不好？”“有你老得‘新启蒙运动者’大惊狂吠之必要？”“什么叫做‘新’？什么叫做‘旧’？什么叫做‘左’？什么叫做‘右’？什么叫做‘进步’？什么叫做‘腐败’？……唱保卫马德里歌，唱欢迎祖国、为西班牙当炮手、为苏俄作子孙的人，就算是‘新’是‘左’是‘进步’么？好，让你们去干吧！”“凡是一个人，一个团体，如果不是基于诚意，专想利用青年的病态心理闯乱子，永远永远是不会成功的。”“‘新启蒙运动’诸君子！玩那些无聊的穷把戏，有什么用处呢？”

余潇何的文章颇有泼妇骂街的姿态。面对这些言论与人身攻击，报上也出现了回击杨立奎、支持九教授的文章。5月26日，《北平新报》在登载杨立奎言论的同一专栏内，就发表李何林《启蒙学会与新启蒙运动——斥杨立奎教授》一文。李表示，因为对杨立奎的无理和霸道非常不满，所以才不得不出来说几句话。他逐一反驳了杨立奎的观点：第一，杨立奎对到底是“启蒙学会”还是“新启蒙学会”，并不清楚，对于该会是什么宗旨，做什么事情，当然更不曾了解。“与一个自己尚未弄清和毫不了解的团体，就横加谩骂，并且自壮声威的通电‘声讨’”，横加污蔑；第二，杨立奎据以反驳的于刚和仲云的文章，并不等于启蒙学会的观点，没有道理要“启蒙学会负仲云于刚二人言论的责任”；第三，仲云、于刚所解释的新启蒙运动，不过是继续过去五四精神而已，“杨君就很‘勇敢’的骂之为‘禽兽’”，那末，“五四时代的现在阔人们岂不早已‘禽兽’了十几年了吗？”第四，新启蒙运动也并不是发动于北平，乃来自上海，现在是已经成为普遍全国文化界的大运动了，在北平是有新启蒙运动在先，而后才有启蒙学会，“学会并不是运动的总指挥部”，何况“该会主要工作为出版刊物，不谈政治，更谈不到发起一种什么运动”。最后，李何林直指杨立奎的背景，“杨君此次又大卖力气，目的当然不仅在诽谤私人，和‘解聘教授’是大有关系的！”李何林对杨立奎的举动颇为藐视，“污蔑和谩骂，都不足以损及对方的毫末。暴露自己的卑劣，是所以增加对方的崇高！”“文化思想斗争，需要光明磊落，而且要拿出货色来，阴谋诡计以及政治压力，却适足以得到相反的结果！”〔1〕李何林的文章，完全是一种气势上的对抗，他对新启蒙运动的发起经过、内容和性质，均有误解。

九教授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杨立奎的攻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作回应是不行的，至少从气势上就不能服输，何况杨立奎对九教授还有人身攻击和谩骂？于是便出现了一场“启事”大战。主要在九教授与杨立奎之间展开。

首先是九教授联名于5月26日在《世界日报》、《北平新报》等报刊上刊登启事：

“自新启蒙运动发生以来，议论不一，同人等本研究学术之精神，努力于文化之阐扬并拟对于新启蒙运动加以检讨与推进，故有启蒙学会之发起，现当草创伊始，并未发表任何意见及文字，自无反对礼教之言论。有杨立奎者，竟颠倒事实，通电毁谤，公然侮辱，除关法律部分另行办理外，特此声明。”〔2〕

九教授的启事可以说是冷静而严正的。杨立奎相继于27日在《世界日报》发表对九教授的“敬告”：

“阅《世界日报》，见诸君启事声明并不反对旧礼教，勇于改过，想国人自能不咎既往。予诸君自新。是奎通电之目的已达，无任快慰。至谓奎毁谤拟诉之法庭，尤为欢迎。因诸君心目中尚知有中国法律，此奎所最感愉快者也。”〔3〕

于是九教授再度联名刊登启事：

“顷阅杨立奎启事，对同人等仍复歪曲事实，肆意毁谤。文化问题之解决，本有正当途径，同人等身为师表，无理漫骂，素不屑为。除杨某公然侮辱部分，正依法起诉外，嗣后一切谩骂文字，概不置答。特再声明。”〔1〕

该启事在《世界日报》上连载三天之久（28、29、30日），对杨立奎还是不作理论上的反驳。杨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无趣，便给了自己一个台阶，又发表启事：

“敬日通电，声讨启蒙学会诸人灭伦丧德，猥蒙各方驰书奖饰、惭感莫名，惟以事见，不克一一载复，特此登报答谢。”〔2〕

双方由通电战、谈话战而至于启事战，来来往往，十分热闹。但是，双方在启事中都未谈论什么实质性问题。“故不久仿佛无事可启，挂牌免战起来。”〔3〕启蒙学会方面是“嗣后一切谩骂文字概不置答”，而杨氏则在“不克一一载复”的情形之下，不再发表什么意见了。

（四）吴承仕与《启蒙学会宣言》

启蒙学会一方，在谈话和启事中，对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并没有作多少解释。这证明了启蒙学会在成立之初，对到底如何进行新启蒙运动，还没有明确和一致的意见。但启蒙学会高挂免战牌，似乎在积蓄力量，蓄势待发。行动之一，就是委托“九教授”之一的国学大师吴承仕先生起草启蒙学会宣言，阐述新启蒙运动的宗旨和含义。不久，吴承仕写成了《启蒙学会宣言》。〔4〕

首先，吴承仕对启蒙的内涵进行了概括。他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包括两方面：“一面是以人类的实践，去克服自然；一面即是以人类的实践，去改进社会。”而改进社会的目的，也是为了征服自然。人类改造自然和改进社会的历史活动，也是循着渐变突变的路子发展前进的。当旧社会发展蜕变到新社会的时候，社会的组成分子，分裂为两个阵营：比较保守的和比较“前进”的。分裂的原因在于“环境的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这两个阵营必然自发地或自觉地（“意识的或非意识的”）开展斗争。这些斗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先进阵营对保守落后阵营开展的理论斗争的运动，就是“启蒙运动”。

“这些比较前进的分子，深切了解社会的矛盾，矛盾的原因，矛盾的所在，矛盾的必须解决，和解决矛盾的途径等，面对着真理，‘强聒不舍’的担任起分析批判说明指导等工作，以促进新时代的到来，比如胎儿之在母胎之中。从受孕以至临盆，当然须要经过若干的困苦艰难，然而诊察、看护、催生、接生等，也成为胎儿出世的必要手段，我们不妨把这种理论斗争的运动必要手段，也就是所谓理论斗争的运动，名之为启蒙运动。”

其次，吴承仕对启蒙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作了论证。从历史上看来，每一次有影响的政治和社会运动，都有一场理论和思想文化运动作为其先导。他指出：“有‘公车上书’，然后才有戊戌政变；有《新民》、《清议》、《国风》报等，而后才有预备立宪；有《革命军》、《民报》等，而后才有辛亥革命；有《新青年》等，而后才配合着五四运动，展开着1925、1927的反帝运动。”除了这些政治上的主张和宣传鼓动外，“还有《新学伪经考》、《仁学》、《天演论》、《群学肄言》、《訄书》、《国故论衡》”等翻译和研究的优秀著作，以及“文学革新论”、“整理国故论”、“改良汉字论”、“排斥玄学论”（科玄论战）等思想和文化上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不能小看这些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工作的意义，吴承仕认为，正是这些工作“做了最基本的工作，尽了最伟大的任务，它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思想方法，都给以彻底的分析和批判的估价，而后才能把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论，打成一片，唤醒比较多数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革新的中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