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启蒙运动的中国文化发展观

新启蒙运动是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前夕，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其直接思考的问题是抵制日本书化侵略，凝聚全国力量，抗日救亡。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自居，其目的不但是破，即肃清为侵略者和汉奸利用的封建思想和侵略理论“对中国的旧文化要加以系统的批判”，而且是立，即倡扬爱国主义的文化，“同时要努力著作关于中国的文化”〔4〕；不但是即时的，即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且是长远的，即要通过新启蒙运动建立中国新的文化。这一运动的首倡者陈伯达指出：“在新启蒙运动中，在我们的批判运动中，我们对于文化，不只要能‘破’，而且要能立。我们的启蒙运动，和先前启蒙运动不同的历史本质，就是我们已有能力在批判中来具体地从事指出中国历史现实的合理法则，合理地扬弃中国的旧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1〕。这一点，代表张申府、艾思奇、何干之、陈唯实等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共识。

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文化发展问题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热点：有十教授的“本位文化论”，亦有陈序经和胡适的“全盘西化论”，新启蒙运动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这些思考，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到论争中来，属于“自说自话”，但是，其展现了一种不同于前者的理论眼光。这种眼光，恰好与后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的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探讨这一问题，对于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状况、探讨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渊源、探索今日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均不无裨益。

（一）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观

关于文化的定义

“文化”一词，使用范围极其广泛，人们对其基本含义的理解却千差万别。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要从事文化运动，所进行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澄清“文化”的内涵。他们对文化主要有两种理解。

其一，从人类生存意义的理解。张申府对文化问题素来思考较多，他从人类生存和生活各个方面的“进步状态”来界定“文化”：

文化，就是人的跳出现状的，即进步的，也即活的力量的发扬，以及其一切成果。流行的用法，所谓文化大多是就其产物说的。所称为文化部门的，自思想、学问、语言、文字，以及戏剧、跳舞、音乐、歌咏、图画、木刻、照相、电影、雕刻、建筑，以至行动习惯，生活方式，都是，更概括言之，经济、政治、教育，当然也都可以列举在内。因此，只有无益于人的向上的活动或东西，不能不说是非文化的，或反文化的。〔2〕

综合来看，在张申府那里，文化不但是物质（“东西”），而且是精神（“发扬”），不但是静的已有的成果，而且是动的人类的“活动”；不但是物化的一般的结果，更是积极的进步方面。正是从这种生存的意义上去理解，张申府认为，文化不是可以速成的事。文化的收效必须见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说，就是要革风易俗。〔1〕

其二，从社会结构的理解。

柳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文化做了界定。他指出，社会的构造是由下层基础和上部建筑合成的，下层基础是社会经济结构，上部建筑却又可分为“上部建筑一”（政治法制的生活过程）和“上部建筑二”（社会意识诸形态的过程）。“平日我们所谓文化，就是指某特定社会的上部建筑二。”〔2〕

张申府一方面从人的生存意义上理解文化，另一方面也从社会结构上来进行解释：“文化又是一种所谓上层构造，没有下层的物质基础，是无所依附的。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大众，没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上的改革，文化教育必都无所施，也无所立。”〔3〕他认为，文化是上层的东西。文化与社会也是互相影响的。因此，要建立一种文化，不可不同时建立一种与之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会妨碍新的文化的发展。在一种哲学，一种理想之下，而进行一种新的文化的建立，其势不得不对于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改变。如果承认，建立文化是为的变革生活，集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改变，个人生活的改变又何从表现？文化的建立，既要有理论的基础，更应当注意到物质的条件。〔4〕

关于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旧启蒙运动没有把它的作用实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这使得它没有稳固的基础”〔1〕，这是其局限性与败因之一。新启蒙运动要超越五四运动，就必须正确认识文化运动的基础，而当前，尤其要正确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读书月报》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主要是讨论这一问题，夏征农主持的关于思想问题的讨论，也不离这一主题。新启蒙运动者在如何开展文化运动上取得的共识有三。

其一，文化运动是必要的。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那里，社会结构分为经济基础和“上部建筑”，“上部建筑”又分为两个部分：政治法制属于上层建筑一，而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二。某一特定社会的文化既是某一特定社会经济的产物，为什么还要（进行）文化运动与斗争呢？这是因为上部建筑相互间互有影响，并且对经济基础也有影响，生活的物质条件虽是主要原因，但意识的部分对生活的物质条件也可以发生相反的第二义的作用，因此意识斗争不仅也是促成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一种力量，并且这力量往往变为一种新生活秩序到来的引导。〔2〕

其二，文化运动以政治运动为基础，不能脱离政治运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文化和政治应该是相辅而行的”，“并且是互相影响的”，“两者不可分离而独立存在”，“假如有人主张文化离开政治，那便是为文化而文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3〕柳湜指出，社会斗争包括人类的一切斗争，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等。这些斗争，虽总合起来，都是社会斗争，但各自有一定的领域。文化斗争虽也就是一种政治形式的斗争，但文化斗争并不就是政治斗争，它不能代替全部的政治斗争。不将这些斗争的领域混乱，才能认明各自的特殊任务，才能规定各领域内最最实际而又正确的方向。〔4〕

其三，要注重文化运动的独立性。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文化运动离不开政治，是政治的一部分，但文化运动不应该变为政治口号的尾巴，不应该像政治一样，太富策略变动性。文化斗争应配合着政治斗争，但是文化不必跟随政治的每一变动而改变其内容。文化斗争不应落在政治以后，文化斗争应该在政治之前，替政治开辟道路。文化斗争有它特殊的任务，并不就是政治斗争本身。而且，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成果的巩固也需要文化运动。“一种新的政治形势，如果没有新的文化相掩护，这一形势是不易开展，甚或不能支持的，因为这一政治不能取得广大的群众支持，则这一政治的基础的脆弱，必然影响它的存在。”〔1〕张申府甚至认为，“文化在社会一切活动中居于领导的地位”〔2〕，“文化固是所谓上层构造，固需要较下层的基础。但是这个上层构造却又可为其下层基础的指导”〔3〕。

关于新启蒙运动与“战时文化运动”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指出，“在民族危机最尖锐的目前，一切问题都以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为焦点”，因此，文化建设要“以爱国主义或民族解放为依归”，“要在爱国救亡的总目标下做”〔4〕。为此，他们号召“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反对奴化思想；号召在思想文化界建立联合战线来共同推进战时文化运动，并以新启蒙运动的名义推进这一运动。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多的是张申府。

张申府认为，一国不可一时无文化。在抗战建国民族复兴的大业上，尤应使文化担负起领导的责任。〔5〕战时本不是宜于文化活动的时候，因为人的生活不安定，没有开展文化活动的环境。但是，战时也是适于推进文化的时候，因为特别有其需要。〔1〕而且，他认为，“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不仅在军事上，也应在文化上”。〔2〕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对新启蒙运动与战时文化建设问题做了种种规划。他在重庆创办《战时文化》杂志，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文化”做了一个全面的展望：

第一，战时文化必是抗战的，奋斗的，革命的。

第二，战时文化必是踏实的，积极的，进步的。

第三，战时文化必是动的，人定胜天的，理性情感合一的。

第四，战时文化必是民族的，民众的，民主的。

第五，战时文化必是自觉的，自主的，自由的。

第六，战时文化必是统一的，统制的，系统的。

第七，战时文化必是反迷信，反盲从，反独断的。

第八，战时文化必是反成见，反偏见，反私见的。

总之，“战时文化就是抗战文化，就是战斗文化”。〔3〕而要实现战时文化，就要推进新启蒙运动。“现在是种种方面都在需要动员。新启蒙运动便可作文化动员的主脑”。〔4〕

在战时文化的具体推行上，张申府提出了“文化从军”的主张。他指出：如何使我们的后方与前线更加配合，如何使我们的文化工作开展得更与新的局势相配应，这是决定我们文化工作路线的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文化的从军”。所谓文化的从军，就是“为适应目前的局面，文化应该以军事为重心，文化应该从属于军事。文化工作，文化工作者，应该尽量地到战区里去，到前线上去，到战壕中去。文化工作，文化工作者，更应该切实认真地都军事化起来”。〔5〕

（二）新启蒙运动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探讨

新启蒙运动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做了很有见地的探索，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的宝贵遗产。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中国新文化建设，在内容上必须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普及于大众，必须培养民族精神和体现民族特色。对比起来看，他们这些思考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有一致性的。吕振羽在当时曾指出：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是“总结了新启蒙运动和以往新文化运动的全部经验，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趋势的要求”而提出来的。〔1〕

新文化是民族的

张申府在分析五四运动的口号后，对其做了发展：“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2〕“自主”在张申府那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今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乃是为的自己，并不是为的他人。因此必须顾及自己民族的需要，适应自己民族的传统”〔3〕。而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更是“应该带些民族性”，因为“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4〕

第一，新启蒙运动要注意“民族意识的唤起”〔5〕，培养“民族的自觉与自信”〔6〕。张申府对当时流行的一种现象深恶痛绝：“外国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什么都要不得。因此弄得自信心完全断裂，自觉更谈不到。不管自己的历史，不管自己的传统，弄得自己全无基础；自己既不成一个民族，建不起自己的国家，仅仅跟着人家跑，这还谈什么文化？谈什么思想？思想最大的特点是能想出种种的可能，据于自己的过去固不对，据于人家的现成又岂合？”〔1〕

第二，要吸收民族传统、体现民族特色。陈伯达对此论述较多。他认为，新文化的创造，必须注意吸收民族传统的精华，体现民族特色。旧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形式是根深蒂固地和人们年代久远的嗜好和习惯相联结的。最广大最下层的人民群众最习惯于旧的文化形式，经过那旧形式而传播给他们以新的文化内容，他们是最容易接受的。最下层的人民，他们是懂得欣赏文化的，他们是需要文化食粮的，需要更好和最好的文化食粮，但这种文化食粮却需要采取他们年代久远所习惯的形式，装进那种旧形式，而给予适当的改造，才能使他们乐于接受和很好的消化。〔2〕他指出，“利用旧形式，接受固有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需要具体地理解自己民族各方面的历史，可以说，这些就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3〕。为此，在文艺创作上，他提倡对于各地方自己的方言土语，以及各地方“小书”的特别写作形式和印刷形式，都应当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每一种小读物，最好在各地方都能用自己的方言土语和特别的“小书”文体，来进行翻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