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文化的输入，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艾思奇和胡绳就文化输入的意义上，赞同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3〕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文艺复兴运动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的文艺复兴却只是纷乱地从西方输入了各种学说”，他们批评五四思想的杂乱，“五四时代从西方搬来了各种派别的学说、各种的主义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但是这许多主义本是代表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最初，它们在中国的宣传者还可以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下立在一条战线上，但是终于这种无批判的杂乱的介绍态度增加了中国思想的庞杂”〔4〕。这意味着他们看到了五四思想的丰富和对立，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1980年代以后知识界念念不忘的“五四”“现代性的诸神之争”〔1〕。

关于运动的群众性，新启蒙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是脱离群众的。陈伯达指出：“五四文化起动虽则是文化上的群众运动，五四白话文虽则可算是一种大革命，然而我们必要知道五四文化运动一般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一方面是市民本身的狭隘性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当时一般勤苦人民的力量还不够壮大的反映。再说，五四文化运动虽则是文化上的群众远动，然而新文化运动上的一些主要人物，却是脱离群众的。”〔2〕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五四运动的种种欠缺，其主要原因在于指导这场运动的思想的贫乏。胡绳指出：“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做理论基础——这是‘五四’时代的思想的最大的弱点。”〔3〕五四时期，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呼喊虽然极一时之盛，但是“民主和科学只是当时的战斗的旗帜，而还没有能力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理论基础”〔4〕。陈伯达指出：“说到‘五四’一些主要启蒙人物的哲学，那就最为表现了这运动的狭隘性了。他们没有提出伟大的哲学著作，而他们的哲学观点，却主要是二元论的。”〔5〕

正因为外有帝国主义的新的压迫，内有它们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所以，五四运动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五四’运动在未唱完一曲进军歌的时候，已不能不鸣起退兵的号子了，它还没有把自己的后防布置得非常稳固的时候，已经从前方全面地崩溃下来了。”〔6〕

（二）新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超越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在回顾“五四”、继承“五四”而开展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有一点他们一直没有忘记，那就是：新启蒙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或者说“扬弃”（当时音译为“奥伏赫变”）。张申府说得很清楚：“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在深入上，在广泛上，在批判上，今日的新启蒙运动都需要多进几步。”〔1〕那么，新启蒙运动试图在哪些方面超越五四启蒙运动呢？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以“新哲学”、“动的逻辑”为理论武器。

陈伯达一直指责五四运动参与者在哲学上的贫乏，在提起新启蒙运动的时候，他强调：“新哲学者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而且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2〕胡绳指出：“今日的文化运动一定要彻底地解决‘五四’时代所提出来的而没有被彻底解决的一切问题，但也一定要扬弃五四时代处理问题的态度——唯物论与动的逻辑是今日的文化运动的坚实的基础。”〔3〕这一主张在后来的讨论中备受指责，认为过于狭隘，不利于运动的开展，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虽然认识到“新启蒙运动必要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广阔地开展起来”，承认“新启蒙运动结合的范围，仍是广泛的，对于动的逻辑之承认与否，绝不是这种结合的标志。新启蒙运动结合的标志，乃是保卫祖国，开发民智”。〔4〕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并且相信，通过自由的思想争论，新哲学“研究者应该站在这运动的前头”〔5〕。

其次，在运动的群众性方面，力求有所扩大。

艾思奇等人认为：所谓启蒙运动，其实就是到民间去。陈唯实认为，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一点就是“对象不是限于少数人，而是整个的全国民众尤其是无产劳动大众，内容丰富，力量强大，效果大得多”，拥护、参加、实践新启蒙运动的人，“不仅是智识分子、小市民，而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1〕“要使思想文化运动成为民众的有力的运动，就要注意到思想文化的深入和广泛，所以新启蒙运动不仅是上层分子的结合，不仅是文化人的文化工作，更重要的就是广大民众的结合，他们智识的普及和提高，换句话说，就是注重民众的运动”，在组织工作上，新启蒙运动需要进行上层文化人的组织，发展文化工作，但同时也要发动下层广大民众的各种组织，拥护和实现这种现代思想文化运动与抗战运动，把一切的文化组织和民族革命与抗战联系起来，文化人和民众组织起来。〔2〕

新启蒙运动参与者指出，过去的文化只是限于某种范围的少数人所享受，新启蒙运动是要变为广大群众的“精神食粮”，为此，有人给新启蒙运动的大众化提出了这样一些主张和要求：

第一，“在文字上就要反对故意造作”；

第二，“文字形式的通俗化和理论内容的具体化这是有密切关系，通俗化同时也是要具体化的，才不是说废话，才是有真实内容”；

第三，新启蒙运动要提倡战斗性，要成为普通民众战斗的武器；

第四，提倡实践性。“因为新文化人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要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这样的理论总是有价值的。”〔3〕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和民众结合不是说的问题，而更是做的问题。“新启蒙运动，最主要的意义是进行大众的文化运动，普及与深入大众的一种文化运动。过去，关于提倡大众的文化运动，已经有过比较长的时期。成绩不能说没有，但是毕竟不大广泛，没有深入到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中去。在目前，新启蒙运动，应该而且必须深入与普及到群众中去。不是说的问题，而是做的问题，不是研究与讨论的问题，而是怎样广泛动员的问题了；不在于花样翻新，这件事做得不彻底，那么，又来一套新的东西。尤其是救亡如救火的情形下，文化运动要在实行全面抗战中尽它应尽的任务，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深入到群众中去。不然，谈不到新启蒙运动，而新启蒙运动会成为一种空谈。”〔1〕

再次，追求思想运动与现实的结合。

新启蒙运动批评五四运动与现实结合不够，也批评当时的新哲学者存在理论脱离现实的毛病，他们明确宣布：“新文化人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要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这样的理论总是有价值的。”〔2〕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当此全面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不能集中都市，不能只是会说不会做，这是大家应该行动的时候了。应该参加实际的抗战救亡工作，到各地担负起训练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责任来！在抗战的阵线上发动广大的民众共同和敌人斗争，这种战斗的、实践的智识分子和文化人，才是大时代所需要的人才”〔3〕。还有人提出，当前最大的任务在于开发农村。

与现实结合也就是与抗战结合。陈唯实这样强调这一问题：“新启蒙运动不但是思想运动、文化运动，同时也是政治运动、民族抗战运动、社会运动，同时就是民众运动。不但要启发民智，训练民众，而且是要组织民众，以至武装民众，使广大的民众都能联合起来，为民族的独立，民主的自由，民生的幸福而彻底抗战！抗战！彻底地对日抗战！只有彻底抗战才有出路！才有新的前途！要把握大时代前进，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也就是新启蒙运动的伟大任务！因此，他们呼喊：最要紧的就是实行！实行！实行！第三还是实行！只有不断地努力实行，才能把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实现。”〔1〕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运动之初是以“不谈政治”为标榜的话，那么，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那里，他们要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具有“行动主义”的特征。

(三)“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新启蒙运动继承和超越五四运动

的一个实例

在我们平素的印象中，“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最为鲜明的口号之一。其实，五四时期虽然有一股评孔和非孔的思潮，但是并没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据北京大学王东先生考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献中均没有打出“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谁也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考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历史文献，如《新青年》杂志，与此相关的还有《新潮》、《现代评论》等几家刊物，以及当时所有报纸、杂志、书籍、出版物，都找不到“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都没有过“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关于“孔家店”的说法，只有胡适在1921年6月所作的《〈吴虞文录〉序》中有这样的说法：“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打倒孔家店”的提法第一次出现于1936年9月陈伯达发起的新启蒙运动的《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文中，他号召成立“新启蒙学会”，“五四时代一批思想界的人物：如‘打倒孔家店’‘反对玄学鬼’，在考古学上推翻传统历史的这一切老战士，我们都应该重新考虑和他们进行合作”。他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纲领，其中之一就是“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1〕。这也是笔者所见的最早的关于“打倒孔家店”的提法。〔2〕

这个提法随新启蒙运动的发展而推广开来。陈伯达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以后无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还是其反对者，都使用了“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在此之后，还有一些很有造诣也很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打倒孔家店”这个提法。〔3〕“打倒孔家店”由陈伯达的一篇文章而成了许多人心目中五四时期提出的一个鲜明的口号。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为什么会以“打倒孔家店”代替“打孔家店”？究竟是历史的误会，还是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别有用心？王东先生作过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以“打倒孔家店”代替“打孔家店”，从胡适的原来提法，到陈伯达后来的概括，至少发生了五点微妙变化：一是从一句幽默戏言，变成了理论口号；二是从胡适对吴虞的介绍，变成了胡适本人的主张；三是从五四后期的个别提法，变成五四时代的主要口号；四是从胡适个人的一个说法，变成了整个五四运动的理论纲领；五是从“打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家店”。“打”在这里主要是进攻、挑战之意，而“打倒”则是彻底推翻、完全否定之意，二者之间虽是一字之差，却有质与量上的微妙差异，程度上大为不同，不可混淆。〔1〕

陈伯达等人是否有意把“打孔家店”说成“打倒孔家店”还有待斟酌。值得一提的是，王在考证问题上有一点失实之处。陈伯达在使用打倒孔家店的提法，确实源于胡适对吴虞文集所作的序。不过他改变胡适提法的时间，并非如王东先生所说的1942年〔2〕，而是在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同时。陈伯达在1937年4月写成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称：“吴虞——这位曾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双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却是最无忌惮地，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历史污秽。”〔3〕1937年5月，在发表于《北平晨报》的《思想无罪》一文中又使用了这样的说法：“吴虞，这个老人，如胡适所称的，曾经是在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4〕从上面两段引文中，既可以看出陈伯达的提法确实来自胡适，同时也可以感觉到陈伯达在引用胡适的说法时，并不是特别严格，一会儿是“双手”，一会儿是“只手”。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把“打孔家店”误引为“打倒孔家店”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们还可以看到，陈伯达在当时的写作中，误引可谓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大概既包括当时查对原文不很方便，也跟陈伯达在引用上只求“得意忘言”有关。林非先生也认为：“此文（胡适的序文）刊载于1921年的《晨报》副刊，并且收入《吴虞文录》之中，这本来是清清楚楚的，但因为事过境迁，年代久远，绝大多数的朋友不太容易找见此类书刊，因此在复述这个掌故的时候，就弄得不完全准确了。正因为有些从事阐述近代文化思想史的学者或作家，不是很严肃认真地根据原始的资料，原原本本地加以抄录和引用，却比较随意地书写下来，才造成了此种以讹传讹的结果。胡适分明说的是‘打孔家店’，引录时却成了‘打倒孔家店’，长期这样辗转地误传下来，就让历史的原貌，多少走了样子，让许多读者形成并不准确的印象，这应该说是一种并不可取的学风。”〔1〕

但王东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新启蒙运动倡导者之所以提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实在是有一定想法的。他们不仅在当时要举起这面旗帜，而且也包含对“五四”的反思和超越。他们认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思想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新启蒙运动中，应该赋予新的含义，“打孔家店”即为一例。新启蒙运动同仁对待“孔家店”的态度包括两方面。

一是继续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

前已提及，陈伯达提出的新启蒙运动纲领，其中之一就是：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这一条也同样出现于新启蒙运动响应者开出的形形色色的实施方案之中。新启蒙运动同仁认为，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有人这样分析：五四运动虽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反对玄学鬼，“补充了辛亥革命文化基础的缺陷，并且也尽了启蒙文化斗争的责任”。但是，在掠夺者巴黎和会分赃以后，帝国主义的兽爪，便重新伸入了中国。特别是东方帝国主义者，在经济侵略与武力迫胁之下，制造中国的内乱，输入了奴隶文化与封建的麻醉政策，阻止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开展，因此，“五四”所提出来的反封建的主张，未能完全实现。当前，“批判地接受‘五四’未竟的工作”〔2〕，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继续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

但是，时势毕竟不同了，正如艾思奇所说的，国难的紧迫，也不容许我们完全推翻什么或建立什么，我们只能随时随地采取一切可用的工具去应付国难。因此，“这一个启蒙运动不是五四运动时代的单纯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而是要把一切文化应用到有利于民族生存的方面”〔1〕。如此一来，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方面也是存在差别的。对孔家店同样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肯定其合理的方面，尤其是可以用来增强抗战力量的一面（如艾思奇所指的“礼义廉耻”〔2〕），打倒其被侵略者和汉奸利用来侵略和奴役中国人的一面〔3〕。陈兆鸥的观点具有典型性。他指出：“孔家店”，我们不必要单纯地反对甚或打倒，我们需要打倒的是“孔家店”被敌人及汉奸利用的这一方面，新启蒙运动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和批判精神，更进一步地使封建文化从被敌人利用的地位转移到对广大民族有利益的方面来。新启蒙运动是和民族统一救亡运动配合在一起的，在国难危急的时候，要把一切文化应用到挽救民族危机上去的。〔4〕这也正是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力图强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之处。

二是“救出孔夫子”。

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新启蒙运动参加者体现了一种新倾向，即辩证对待孔子。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为张申府。

张申府认为，“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蔓延着”，因此，他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来取代。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文化之林站稳，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文化也必须有其代表人物。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人是孔子，“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1〕他对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便将孔子先打倒”的做法非常不满。〔2〕他表示之所以提出“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3〕。他一直提倡科学解析的办法，在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待孔子上，也要采取这种科学的解析办法。

陈伯达对待孔子的态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1936年9月，在发起新启蒙运动的时候，他认为，“孔夫子都曾被蒙古人和满洲人用来统治过中国的”，“孔子的哲学，无疑地是统治者的哲学，是服从的哲学，是愚民的哲学”。但是，他又留有余地：新启蒙运动必要尽量把握每一部分人之积极的一面，认为对于任何部分的人，都要绝对求全，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有的不愿意反对孔子，不反对宗教，但却愿意传布爱国的思想，我们还是要联合他”。〔4〕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展开，陈伯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山东孔庙奉祀官孔德成离开曲阜，并在汉口发表抗日声明后，他立刻表示：“凡是孔孟最好的子孙，都是爱中华民族的，都是和日寇不两立的”，还声称要“保卫我们古代的圣地（指孔子的故乡曲阜）”，保卫“中国古代的‘圣经贤传’不为敌人利用为愚弄同胞的工具”，〔5〕其对待孔子的态度已然改观。

这种对待孔子的一分为二的态度是新启蒙运动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其有意要超越五四运动的地方（不管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责是否确当，也不管他们超越“五四”的目的是否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