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他介绍，他看到张衡生时，已经是事故发生后的第5天，当时张衡生已经冻死。

据悉，湘潭县公安局现已组成以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前往茶恩寺镇对该镇派出所和交警二中队是否失职进行调查。有关负责人表示，绝不姑息包庇任何人，一经查处，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从死者父母处得知，他们已以湘潭市公安局和湘潭县交警大队行政不作为为由，向湘潭市岳塘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他们委托的律师邱德广说：“一场车祸中本不该死去的张衡生，最终死于冷漠。”

记者手记：关于张衡生之死的警示

作为2005年度本报一组非常有影响的报道，张衡生的命运自第一篇开始就没有悬念——在被一辆不知名的车撞伤腿后，避居湘潭县茶恩市镇居民屋檐下，最后因突如其来的寒潮而冻死。如此，追问张衡生的命运便是无意义的浪费。在多数记者作如此设想时，可能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就擦肩而过。从新闻从业的角度而言，高手和平庸的区别仅在脑海一闪念间的取向。

何以如此论述呢？新闻本身即给予了答案。张衡生事件的引发是从当地传出的一则消息开始：茶恩市镇的居民发现，曾在5天前被撞伤的小伙儿张衡生，因耐不住突如其来的寒潮殒命。很多媒体顶着压力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揭露，矛盾的焦点聚集于：如果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能及时赶到现场；如果派出所在接到村民报案后能有人前去调查；如果当地民政所愿意解囊相助；如果张衡生的家人及时得到了事故通知；如果过往的村民们有人愿意伸手相救……张衡生的生命也许不会如此早早结束。

因此，当地110出警中心、公安局、交警大队、民政局在接到求助信号的时候互相推诿，他们的冷漠成为张衡生走向死亡终点的一个个加速器，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类似的基层管理部门执法冷漠的事件已经不是头一次发生，基层管理部门及执法主体缺乏对生命的起码尊重，见死不救成为一种习惯。在这其中，本报的《一公民从遇车祸到冻死路边的悲惨5天》是其中最详实和严谨的报道，时任报社总编辑李而亮顶着压力亲自审稿并撰写标题。该文刊登后转载无数，网评如潮。

猛烈的抨击促发了当地对玩忽职守者的严惩，湘潭市对于在张衡生事件中负有责任的警察等公职人员给予了开除等方式的处罚，据新华社的报道，处理的人员多达12人左右。

按照一般的报道模式，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结局：有高层重视，对负有责任的官员严惩，受害者家人有望得到赔偿云云。习惯于依照领导意图办事的某些媒体竟然将此上升为整顿官僚作风、严格吏治的新政开端来描述。这样连篇累牍的文章似有后来居上、掩盖真相之意，如此的做法让报社法治新闻部压力巨大，也进而从编辑部传导到湖南记者站。

此刻，一些有良知有责任的媒体和记者开始将目光搜索到更深远的地方：张衡生来自哪里？为何他受伤后寄人篱下而不受邀入内？当地百姓真的冷血至此？这即回到了本文主题的真意——张衡生为何会死？他的死亡背后是否有普遍存在的问题？

时隔几年后的今天作如此探究是容易的，但在当时已经赢得一个新闻战役胜利的媒体记者们，在该事件的新闻导向已成功被所谓主流媒体改变的情况下，或缄口不语，或已庆贺短暂的胜利。力主推动此事继续报道的是现任《凤凰周刊》的记者部主任邓飞。他通过自己的调查途径掌握到张衡生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并有可能在湖南南岳风景区被人收容后遗弃到茶恩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