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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记述的中国“慰安妇”历史5

底线 作者:郑琳 杨亮庆


WAM共同代表池田惠理子回忆了缘起:“我们强烈希望让这个展览在中国的山西省展出,是因为在山西有16位已站出来的受害女性。”

“虽然败诉了,但为了恢复‘大娘’们的尊严,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她们同步行动。我们愿将她们与被害的回忆、与苦难的人生的勇敢斗争,真实地传达给中国各地的人们。”这位与石田米子并肩作战的女士说。

这一“传达”,就耗时两年多。志愿者们挤出睡眠时间,埋头在170米长的展览设计、选稿、翻译之中。“我们不停地讨论,作业量很庞大,大家就像迷失在树海之中。”池田女士笑着说。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长魏国英建议下,日本志愿者制作了令人惊叹的“慰安妇的世界地图”。

WAM中一位30岁上下的女志愿者,在业余时间抽取了日本历史记载等各种档案资料,包括受害妇女在法庭上的证言、侵华日本老兵的证言、“国际战犯女性法庭”6次开庭资料,过滤出其中提到的所有日军犯罪地点,把全世界3000个以上的点一一标注在地图上。

如今,这张日本女性制成的巨大地图,静静地悬挂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中,令人们停下脚步仰视。它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展览将从2009年11月到2010年11月,展出为期1年。所有的展览经费由日本民间组织向东京市民募捐所得。

“虽然决定要开展,但当时的我们是1分钱都没有了,就决定向市民募捐。没有哪个人是可以啪’一下拿出一大笔钱的富豪,钱都是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最初我们估计,300万日元就是极限了,要谢天谢地了,出乎意料,最后我们募捐到了400万日元!”池田与石田两位女士笑着说。

目前,她们还在有限的经费中,给患病的大娘资助医疗费。“但并不是随便就给钱,是按半年为单位列好预算,并且要看过大娘真实的病历,才能确定支出。”

池田惠理子女士说:“我们觉得,如果在很多人来访的博物馆里展出,能够让‘大娘’们的中国同胞加深对她们的斗争的理解和敬佩,对下一代的历史教育起到作用。”

但她们自己的环境却不尽如人意。放映历史纪录片、举办反战展览时,常受到右翼势力的冲击,甚至曾经失火。石田米子、池田惠理子等主要组织者常接到威胁电话,父母家也接过骚扰电话。

调查南京大屠杀20多年的日中和平研究会代表松冈环女士,据说在地铁站台排队等车时,长年都注意不站在第一个,以免发生“意外”。在交流中提到这件事时,中方许多人都当做一件“轶事”。

但池田惠理子马上举手严肃地说:“这已经是我们的常识了。另外,我们上下公共楼梯时,也需要注意一下前后。”

参加的志愿者之中,有人原本从事保险事业,因为工作之余不停往返中国日本,导致损害了身体健康,不得已辞职,失去了固定收入,现在仍义务来到中国。有人曾为调查专门来山西留学了两年半,如今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能听懂、翻译盂县方言。

而石田米子女士自己的先生从20多年前起,一直因病在家疗养,需要人照顾。

这次,研究现代印度史的丈夫对她说了四个字:“你就去吧!”于是,她再次踏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但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对石田女士说“很感谢你们”时,她忽然说:“请不要道谢。被中国人道谢,作为日本人,我们会觉得很为难。”

石田米子解释了她的婉拒:“因为我们做的一切不单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日本人。日本国内有人说我们‘卖国’,但其实我们不是在‘讨好’中国。战时的日本人在国外做了极其野蛮的罪行,但回到国内依然做‘好爸爸’、‘好儿子’、‘好丈夫’。我们是想提醒自己,让这样的事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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