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迁省风潮中秉持公心

严格来说，民初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最初并不是陆荣廷的动议，陆荣廷也没有利用都督的权利进行过任何干涉。在这场迁省风潮中，陆荣廷秉持公心，一是充分尊重省议院议员们的意见，二是适时将实情向中央上报，由中央裁决，自始至终坚持了最大的民主。

广西作为地方一级的行政区划，其统辖机构设在桂林，自元代开始，明清沿袭，历史不可谓不悠久。原因是当时桂西各土司都是朝廷的羁縻对象，其属地属民均视同化外。但就国防而言，南宁的国防重地地位自古有之，南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统辖机构驻地的历史比桂林还要早。唐时，广西设邕容桂三管，观察使驻治，总隶于岭南西道；其后，罢桂管，又罢容管，均隶于邕管。唐咸通年间，分设岭南西道，以节度使驻邕州。唐之道，相当于今天的省。就是说，从唐代开始，南宁已是广西省会。尽管宋、元、明、清四朝，在桂林以南尽是化外之民的情况下，统辖机构驻桂林无可厚非，但到了清末民初，在改土归流已基本完成，边地之民归府州直接管理的情况下，加上兼顾国防的需要，统辖机构仍驻桂林就不合理了。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西南边疆危机日迫，云南和广西遭受法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光绪皇帝在给军机大臣的谕电中指示：“滇粤藩篱尽为他族通处，后患不可胜言。”

早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刚平息了广西的游勇之乱，就与当时的广西巡抚林绍年条陈清廷，认为“广西省城僻在东北，控制不便，拟移巡抚驻扎南宁，即南宁府治建为省会”。但当时在广西籍京官御史石长信、工部左侍郎唐景崇等百般阻挠，这个建议遂如石沉大海。岑春煊、林绍年的奏议虽被束之高阁，但他们指出南宁国防地位的重要性不得不引起反对迁省的桂籍京官们的重视。岑、林的奏议报上去不久，石长信、唐景崇向朝廷提出将统辖全省边防军的“广西提督移驻南宁，原驻之右江道改为关道”，“于南宁添设督抚行署，以备该省疆臣随时巡阅，相机布置”。实际上，南宁在国防上的便利显而易见。南宁离镇南关仅二百多公里，离龙州也是二百多公里，离北部湾还是二百多公里，不仅可以作为边疆海上、陆上的增援前进基地，也可以掩护后方纵深。从军事角度考虑，南宁作为省会拥有无可置辩的理由。从行政上考虑，桂西改土归流完成后，广西省直接管理的地域也大得多，省会驻邕更便于行政；从经济上考虑，南宁是左右江的贸易集散地，有两河之利，成为经济重镇也是可期的。这一点，岑春煊看到了，陆荣廷也不是没有看到。

《申报》所报道的广西迁省城消息(龙州水口陆荣廷旧居陈列馆提供)到了1909年，广西咨议局成立，各府、州、县议员再次把迁省南宁议案提出，得到大多数议员赞同。但桂林少数议员却极力反对，在会场上激烈抗议。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支持桂林议员，从中作梗，此议又被搁置。但广西议员中已分出两派，互为龃龉。民国建立之后，这事又由议员们重提出来，遂演成民初广西的迁省风潮。

就在陆荣廷离桂林赴各地出巡，惩办土匪、安抚民心之际，这事竟愈演愈烈。其实，陆荣廷还没有出巡前，就有桂林知名人士魏继昌、众议员梁昌诰面见陆荣廷，让陆出面表态反对迁省南宁。作为一省最高军政长官，陆荣廷知道自己态度的重要性，为了充分尊重民意，他不打算倾向于哪一方，一切以民意为准。在魏、梁二人极力纠缠的情况下，不得不说：“迁省到南宁，并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全省人民，为了便于治理全省，为了兼顾国防。”看到两人急得要跳起来，只好表示：“你们都知道迁省不是为我私利，为什么要为了你们私利而反对呢？好，就交省议会讨论。”要求迁省的人士卢汝翼、蒙民伟等人也来面见陆荣廷，陆荣廷也并不轻易表态，只答复：民国应以民意为主，我唯民意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