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死亡只差三分钟

有些时候，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明白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威尔玛·鲁道夫（1940—1994年），奥运会金牌得主

圭亚那空军把幸存者转移给在乔治敦市等候的美国空军。这一刻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好像用美国国旗把我包了起来，我感动极了。

美国飞机装满了幸存者后，飞往美国。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抬头看了看我的身体。我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那鲜红外翻的肉块好像是别人身上的，不是我自己的。数月后，当时飞机上的医生告诉我说，再晚三分钟我就没救了。

最后，我们到达了安德鲁空军基地，医生立即对我施行了手术。我的伤口出现了坏疽，外科医生争论着要不要进行腿部截肢。四个小时的手术后，当护士把我从手术室推出来时，我看见我母亲站在那儿，她从三藩市飞过来看我。他们告诉我的母亲要把我转到巴尔迪莫外伤治疗中心，在那里可以控制坏疽的发展。我请求我的母亲和医生一定要用救护车送我去那里，因为我害怕死在另外一架飞机上。

外伤治疗中心的灯光奇亮无比。在这里我打了无数瓶点滴，有一次我问护士：“注入我身体的点滴一共有多少卡路里？”

“三千。”她回答道。

我说：“哦，上帝，这样我会变胖的！”听上去挺有趣的，是不是？即使在重伤之下，我们也不能失去生活的目标。

再一次手术之后，我回到了病房。虽然外科医生们修复了我的身体，但我的头发上还满是干枯的血渍、圭亚那的灰尘，还有蚂蚁的尸体。有个爱的举动让我永生不忘——我的弟弟温柔地为我洗头发。

医生还是担心我伤口坏疽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做了最后的努力，对我采取了一系列的高压氧舱治疗措施，我被放在一个大箱子内，里面充满了抗菌素和氧气。这个箱子就像一个大铁肺，每次他们把我从这个大箱子里移出来，我都会剧烈呕吐。不幸的是，这个治疗过程重复了好几天。

确信治愈了坏疽后，他们把我转回阿灵顿医院。我仍然处于二十四小时保护状态下，美国士兵在病房门口站岗，因为我的生命安全还会遭到威胁。跟人民圣殿有关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国会的调查导致了这次圭亚那集体死亡，想要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