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是能为民办实事、除弊政的官员，都会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大文豪苏轼以文留名于世，实际上他还在老百姓当中有一个“苏贤良”的美称。在《苏轼九章》中曾这样写苏轼：“四十年，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凡所到之处，百姓无不爱戴感念，世代相继”。在徐州抗洪时，他率先垂范，带领百姓日夜奋战，在清山凿渠，引洪水入黄河。在杭州防疫时，他亲自动手，采用秘方，发动众人配药，很快控制了瘟疫。他动员大家收养孤儿，上书废除溺婴恶俗，呼吁宽免百姓公债，修改害民衙规，掩埋无主枯骨，维护弱者利益，取消官办扰民节日，反对官府与民争利。苏轼任职遍及大半个中国，任期虽都不长，所办利民好事却多不胜数，“苏堤春晓”、“三潭印月”千年不衰，“东坡肉”、“东坡鱼”百姓钟爱。苏轼每离任一方，百姓都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自发送别，场面感人。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官死后来到阎王殿，傲然标榜说：“我所到之处，只喝别人一杯水而已，因此，在鬼神面前心中无愧！”阎王讥讽说：“设置官员是为了治理百姓，任何官员都要去做兴利除弊的事情。仅仅认为不要钱就是好官，那设一木偶在公堂上，它连一杯水都不喝，不更胜过你吗？”这个故事对那些将当官如同撞钟、不办实事的官员而言，具有直接的讽刺性。只喝水，不办事，还不如一具木偶。

毛泽东曾经特别强调要为老白姓办具体的实事，他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毛泽东还很注意及时革除工作中的弊政。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正在开会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倾，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也不幸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两件事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死了驴的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毛泽东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他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于是，迅速采取措施，减少了群众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