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赘言，《经济与社会》可以让我们在付出艰辛的阅读理解努力之后，比较完整地了解这个方法论工具包的精致和复杂程度。韦伯从经济社会学、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多个维度，重新考察了普遍历史意义上的因果动力，试图对历史现实做出尽可能客观的因果解释。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韦伯无可争辩地指出，在经济资源并不匮乏的时代和地方，仅靠天然的或人为的经济所有权，并不可能占有、更不可能垄断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在场，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秩序，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同体秩序，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在他看来，对财产的占有仅仅构成了获取、组织和运用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基础之一，即便废除了私有财产，也不可能消除人对人的政治统治关系，尤其是支配关系，尽管它所需的基础条件将会有所变化。更严谨的问题描述和更审慎的逻辑论证，使韦伯继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由经济活动、法律活动、宗教（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构成的多元因果框架中，政治操作机制具有特别强大的功能性作用力，这在任何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都不例外。无疑，这样的理论洞察，直接涉及政治的普遍性质、权力的结构及其冲突模式、政府与政治活动的可能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性条件下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的张力问题，从而构成了有效解释和预见经验事实的一般性假设，重要的是，这对他的政治著述和政治参与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

俾斯麦的历史性业绩，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力来源。尽管韦伯在大学读书期间就清醒地拒绝随波逐流，与正在盛行的俾斯麦崇拜保持了距离，并对他的个人政治品质产生了警惕，后来更是对其权力政治遗产带来的某些虚妄社会后果发出了毫不留情的道德批判，但是，作为一个“由现代欧洲文明塑造出来”但又念念不忘德意志民族历史使命的思想者，韦伯对俾斯麦的政治成就可谓推崇备至。俾斯麦缔造了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这首先得益于他本人的超越性政治境界，同时也离不开他那种强烈的权力本能和非凡谋略，这使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第一次成为可能。非常不幸的是，一个特殊历史人物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确立的特殊统治地位，却直接导致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后果，就是德意志民族习惯了接受一个伟人的照料，同时这个伟人也始终在有意排斥和压制具有独立意志的竞争性政治杰人与政治力量，哪怕是可能的政治盟友也毫不留情，以致在他黯然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在这个民族需要立刻承担起自己照料自己的政治责任之时，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政治成熟程度，看上去却恍如倒退了几十年，通向大灾变的政治混乱与衰败随即开始了。韦伯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不可能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