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为奇，韦伯一开始接受的就是从他父母那里听来的政治观点。他最初的政治发展也局限于他父亲代表的温和民族自由主义倾向。稍后，马克斯·韦伯便自视为首先是民族自由党人的后裔。关于他父亲的政治观点，我们所知不多。年轻时候，老马克斯·韦伯曾与自由主义保守派集团走得很近，一度还编过《普鲁士周刊》（Preu isches Wochenblatt），莫里茨·奥古斯特·冯·贝特曼·霍尔韦格（Moritz August von Bethmann Hollweg）所谓周刊党（Wochenblatt partei）的机关报。即使这个集团对威廉一世“新纪元”的期望破灭之后，老韦伯依然忠于他的自由主义保守派观点。他的第一个政治职位，是1862年3月17日组建的所谓“立宪党”（Konstitutionellen Partei）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作为宪法冲突期间自由派和俾斯麦积怨的结果，老韦伯多少有些往左转了。他与政治同道、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结下的毕生友谊，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那位德皇（指威廉一世（William Ⅰ，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意志帝国皇帝（1871—1888）。——译者注）登基之后，老韦伯加入了民族自由党阵营，这是以实用主义态度接受妥协的一步，完全合乎他早先的立场。他交往了大批自由派政治家，后者与俾斯麦的合作期完结之后，便放弃了帝国宪法向自由主义演进的希望，而是致力于维护已有的成果。他成了本尼西森的支持者，并因此批评和抵制了里克特（Rickert）周围那个反俾斯麦集团的脱离行动，倾向于留下来的少数派左翼。尽管他对俾斯麦厌恶民族自由党的态度深为遗憾，但他还是支持了最为重要的那些俾斯麦政策路线。他坚决反对自由派左翼的消极政治。但他也像许多自由派朋友那样，为“俾斯麦企图摧毁周围所有能干的独立力量”而痛惜不已，这也是他儿子所持的观点。和民族自由党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与普选权的主张绝对格格不入。

尽管如此，老韦伯的气质决定了他并不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和他儿子后来表现的一样，他也不是个本能的斗士。他的政治行为有一种自鸣得意的特征，而且还很容易知足。按照玛丽安妮·韦伯的描述，他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自得其乐地立身处世”。马克斯·韦伯很年轻的时候就反感这种生活方式，多年以后，这种反感导致了他与父亲的激烈争吵。政治上的高明见识并不足以支撑韦伯父亲的政治活动，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主要经验领域是财政和行政管理，更专注于日常的实际问题，而不是长远的重大政治问题。他在普鲁士下议院预算委员会扮演了许多年的重要角色。后来，1894年，在德国国会预算委员会民族自由党代表的职位上，老马克斯·韦伯卷入了一场与主管普鲁士大学事务的普鲁士文化部高级官员阿尔特霍夫（Althoff）的冲突，终因人事政策上的战术性政治手段而声名狼藉。阿尔特霍夫因为试图在柏林大学新设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而争取民族自由党的支持。老韦伯为了已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的儿子马克斯的学术未来，也参与了冲突，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受到了排挤，也许是在儿子的力促之下，他辞去了委员会秘书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