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即将面世，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友人沈志佳博士通力合作的最新成果，让我首先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必须赶紧补充一句，对于志佳而言，这“感谢”二字是绝对不够用的。像前十卷一样，从集结到编定，她为这两卷文集做了无数劳心而又劳力的细致工作，她在《编者后记》中已透露此中消息。

最使我感动不安的，志佳自己的职务一向很繁重，接掌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务以后，更是如此。但是十几年来，她竟在繁忙的专业之外，硬挤出时间来，先后为我编出了十二册文集。由于志佳和我是史学界的同行，她编我的文集无论是主题的选择、分类，或系年等方面，都井然有序。因此我的作品才能够以系统性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得到这样一位富于“理解之同情”的编者，我当然感到十分欣幸，但每一念及她的辛苦和牺牲，则又不胜其惶悚。

《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的重点各有不同，《编者后记》已予指出，这里不必重复。这部文集的最早四卷是2004年出版的，十卷本（第五至第十卷）则是2006年出版的，距今已整整七年。现在第十一、十二卷的刊行可以说是承先启后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此中原因并不难寻找：志佳一直在收集我最近七年来的新作；她将这些新作和以前未收但性质相近的旧作聚拢在一起，新的文集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志佳告诉我：她对于第十二卷以下已有初步构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拭目以待。

这部文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论题繁多，初看似有泛滥无归之势。因此我想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治学宗旨，以供新一代读者参考。

上接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议，我采取了下面的假定：我承认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可以相通。但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目前讨论得很热烈的古代“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s） 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史例。在这一假定之下，我的历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由于文化特色无所不在，不是仅从思想或哲学一端所能掌握得住，因此我在思想之外，还要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去查看这一特色是如何体现的。但我并不把各部门完全分开讨论，而是从整体的（holistic）观点查其互相之间的关联与会通，因为文化特色往往在此关联与会通之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