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重要的是，平等观念的存在是为了更加有力地检视现实之中的不平等，就是说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之下，人们是否绝对地共享了这一价值所带来的福祉与权利，不管这些人群自身携带着怎样的天然差异，在“人类”的名义之下，共通性与普遍性是平等最为基础的理论前提。

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政治实践，为理性所倚重的普遍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别样的争辩模式，并将差异思维带入平等的抽象性与现实性之中，力图呈现一种有关平等的再生性话语机制。在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有关平等理论的性别实践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种被男权思维所操控的平等论？如果对政治以及平等的理解本身就带有不平等的性别化运作，那么平等价值之于女人，首先在逻辑起点上就被排除了，因此，在“平等”概念的发生现场，必然伴随着“不平等”的起源论证。平等之于天赋人权来说争议性更多，且成为政治思想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其困难内在于认识论的逻辑结构。那么，就有必要澄清在何种关联性、何种范畴之中，平等是价值诉求；而在何种情形下，平等又是一种遵循排斥原则而完全抹除差异的粗暴做法，并为权力秩序的构建铺平道路？而女人为这种理想谎言所支付的代价又是什么？由此，我们来考察女性主义的平等观，是如何在理论上调整这种偏差，其所提出的“同等诉求差别对待”的政治策略，又是如何更好地维护了平等的价值尊严。

不平等的另类起源

当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没有人会不清楚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政治。于是,政治平等的关注范围被划定为这样一些种类：性别、种族、阶级等。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性别平等仅仅是政治平等的一个类别，或者意味着性别与阶级、种族以及族群差异处在同一个逻辑层面？当然，从女权运动的发展史来看，将曾被剥夺的权利归还给女人，代表着正义的实践与政治的进步。就国家权力而言，似乎该授予的都授予了，并以法的形式予以保障，女权运动只不过是经由女人自身的觉醒，逼迫现代国家行为做出的一次修补，看起来人权的普遍性并没有受辱。但性别平等的复杂性恰恰在于除了归还修补性的权利之外，若是试图逼迫整个权力机制从根源上自我反省，就涉及权力起源与政治构想的可能性问题。

从统治的政治知识来看,秩序的建立必须奠定在差异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古典政治学费尽苦心,并援引灵魂的概念，构建出灵魂的等差，来告诉人们正义的实现，取决于基于灵魂等差之上的各安其事，各得其所。如此,方可是其所是,正义沛然。城邦共同体的建立是在内部差异与外部差异的两个向度被辨识的，即在同一—差异、认同—排斥的同一逻辑中展开。当然，这差异内在于传统认识论，因为属性范畴与区分相关，就是说，某事物是可思的、可辨别的，在于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别及其独有的特性。一方面，在城邦的眼里，其成员各有不同；另一方面，在其成员的眼里，城邦只有一个。政治权力将差异整合进城邦的整全性之中，这样一来，成员存在差异，但整合差异的城邦自身是同一的，没有差异可言。于是作为价值抽象的政治体，只存在无差异的正义，但这无差异的正义却倚重于差异存在。

这样一来，基于灵魂的天然属性,政治就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产生了,这与文化的产生共享着同一区分模式。如果从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来看，显然，性别的规定比任何文化差异都更古老，也就是说，性别不但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同时还是文化建构的逻辑起点,即文明的产生建构了这种性别差异，并以此为条件组织起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由此，为了思考不平等的起源，我们必须先经由人类学的解释，来考察不平等之基础，即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哪些差异与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并参与了文化的构建，其参与前后的变化又是什么；而哪些差异阻碍了权力的实施，并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