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平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价值预设，而不是人们要去追求的目标，就好像现代国家作为一部精良的装置，平等就是设定在装置中的危险程序，它时刻扰乱装置运行的稳定性，如果不是在宗教或者共产主义的系统内来观察，那么平等就是现代政治建制及其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漏洞。而这个漏洞，或者说这个可疑的类似病毒的程序作为前提，会使不平等得到更为深广的辨识与理解。

差异原则中的再生性平等

就18世纪的启蒙逻辑而言，思想家们只是解决了一种纵向意义上的平等，即贯穿在人身上的自然秩序包括性别秩序，来强调自由与原始放任的区别。自由与限制相关，是通过将自然秩序转换成道德秩序而实现的。再者，除了历史的维度之外，启蒙逻辑还在个人与主权的纵向关系中规范了共同体的自由。

从人的本来面目——如卢梭描述的浑然天成的自由状态，无法推导出一个自然而然的性别状态。按照卢梭的逻辑，如果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强者的权力，也不存在弱者的反抗，那么也就无所谓平等与否，平等恰恰是与政治社会一同诞生的，内在于统治正当性逻辑的一个反题。因此，在同等享有权利的现代政治平等的陈述之外，女权平等是作为被遮蔽的问题而出现的，即：平等者的共同体为什么实际上是摆脱父权的儿子—兄弟的共同体？女儿—姐妹的位置到底是自然给定的，还是应该处在一个人为的政治状态中并在其中被塑造？

“自然状态”一词之于卢梭，最为关键的是保留独立人格，并且针对政治性以及社会联合而言，这种独立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列奥－斯特劳斯认为，“自然状态”在卢梭那里，更多的是一种有关自由的“积极标准”，这也正是卢梭与其他18世纪的契约论者的区别所在，霍布斯与洛克的“自然”或“自然权利”是政治规则演绎的前提与基础，而卢梭则以“共同意志”取代自然法。政治哲学史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 S.Wolin）认为，这个“共同意志”尽管极度抽象，但为了避免主观性的并不自然的个人判断，“共同意志”旨在取得普遍的利益，这样一来，“共同意志”其实是在模仿自然的支配作用。②因此，遵循沃林的解释理路，我们发现卢梭为了避免他深恶痛绝的不平等，企图以“共同意志”的一般化来取代特殊性的差异化，这种无差异性类似于原始状态的混沌无知，并将自由转运到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或者说，平等就是强意义上的自由，是人基于天性所发明的一种新生事物。

尽管列奥－斯特劳斯与沃林都准确地捕捉到了“共同意志”这诡异的自由属性，但是他们似乎都遗漏了“意志”。沃林所言的“模仿自然”，而不是自然法演绎，更像是卢梭有违理性主义的惯常轨道，将“意志”这一危险的事物缝合在政治理想之中，而不是以规则体系来降伏它。意志是近乎生命本能的存在，这比自然权利更加自然的生命属性，是哲学经常避讳的不祥之物，但人类的政治生活却常常与它照面，且必须与之照面。卢梭与之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地方也在于此，不仅其“自然”概念最早开启了现代性问题，而且就政治理论而言，“共同意志”更像一个先知的预言，将某种无限的眷望带入政治生活之中，由此想象力与即将来临的事物超越了霍布斯的政治体系，为历史终结说划下了一道口子。

更多的时候人们用公共理性来取消意志所携带的任意性，并将意志这极端个人化的因素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而人们之所以能够共同生活，那是因为在此之前达成了一些共识。“共识”（common sense）显然比卢梭的“共同意志”更简明，就启蒙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想被广泛接受而言，“共识”作为人类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础性标准是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