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权

最早为女人立传的文献是《后汉书》，里面有道德楷模，也有另类女子，她们的勇气与智慧同样得到记录。在阴阳秩序中，尽管有主次与尊卑之分，但阴性的力量不容忽视，大化运转，阴阳相济，讲究的是平衡与和谐。而西方思维一出场，就将男女对立起来。真与非真的辨别，刺穿事物的本质，是男人的本领。女人被物质化，客体化，工具化，女人能够生育的事实，是男性哲学家必须处理的问题。在通往真理的路途上，没有女人的足迹，她们的子宫是途径，路自身是没有目的的。女人被彻底他者化，在负面价值这边，女人和诱惑、情欲、堕落、非理性、盲目、邪恶站在一起，“阁楼上的疯女人”，几乎是西方文化对女性形象的哲学表述。

但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作为道德实践载体的家庭，持有对女人形象的发布权。身体、性、性别以及权利问题，都服从于家庭生活的恒常运转。家庭是文化操作的权力场，女人身处其中，在权利的核心位置上，与父权共谋，反而让女人获得了生活的重心，持有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而性别差异的冲突与对立，就这样被化解了。

与男人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女人成长为母亲的生命史。服从第一，权力随后。据史学家们的研究发现，母亲具备社会与生理的双重含义。如果写下《第二性》皇皇巨著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熟悉传统中国女人个体生命历程，她会重新改写“自在”与“自为”的含义，中国女人在成为母亲的路上，有着更强的存在主义意味。培养“君子”是女人成功的道德诉求，就是说她自身的道德必须投射于外在的目的，自身的价值必须投射在伦理关系之中，经由他人的眼光，获取自我的认可。在严苛的道德规范之中，“自为”不需要建构，“自为”被叙述成天生的道德本能，内在于女人的意识之中，进行着自动书写。道德编程已经植入了女人的头脑，为别人——从宗族、家族到家庭、丈夫、儿子而活。一个社会意义的母亲，是家庭权威的次级符号——相对于父亲而言，她保证了权威的柔性运转。尤其在严明的妻妾制度之下，女人内部的尊卑秩序已经细化了。尊卑秩序本身，渗透在政治、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绝对的主权者是不存在的，所以，女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命运共同体，在传统文化中十分少见。

道德实践的微观操作，使得性别的对立与冲突不那么剧烈，女人可以享有尊严、尊敬与权威，她们附着在中国道德机制之上，通过馈赠，和男人－君子分享着道德利益，在家庭领域，展现着自己的生存智慧与治理才华。一个处于卑贱地位的性别，反而获得了相对的权力运作空间，并非像古希腊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女人不具备德性与智慧，她们在精神层面无所作为。

母亲和故土相关，作为故土情结的表征，是在外漂泊的仕途游子的道德源泉。以秩序和谐为主导价值的传统主流文化，就这样整合了性别矛盾与差异，将差异进行功能化处理，古代女人的主流形象，就呈现为一个宽厚、仁慈、包容的，同时与苦难相关的母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