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的后半部沉浸着莫名的伤感，性别的伤口像皮外伤一样无关痛痒，创伤记忆的切口在于家国离散。性别政治的复线路径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即个人意志与权威意志的同构性。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界限模糊，性别政治并非居留在某种稳定的权力结构中。人们一方面认同小差异的话语权——美学暴动，另一方面深深缅怀家国政治的强势话语。这是性别政治的夜晚时间，这孤寂不是具体的女人的孤寂，因为她们心有所属。国家主义的父权形象是爱恨交织的残留物，就是说，救赎之地恰恰就是伤害发生的场所。

王佳芝式的服从与《无穷动》式的对抗相向而行，即前者的服从演绎出了意外的对抗结局，而后者从对抗出发，重返依恋膜拜的“父权”结构。性别政治之于中国现实，丧失了结构的纯粹性，被纳入美学范畴，它并不作用于实践，作为一种价值参数，性别政治是政治匮乏的表征（represent）。

一种纯粹的性别视角，在观望中国现实的时候是游移并且犹豫的，因此女性主义的主体性建构，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变得更加复杂。但正是这复杂性与丰富性，让性别政治的幽灵从理性中心主义的逻辑对抗中逃逸而出，游荡在历史、记忆、家国、社会、伦理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任何单一向度的否定，都会遭遇性别的干扰。

消弭自我：对抗的隐形运作

从性别符号内爆而出的丰富差异，使得强权自身难以自圆其说。女性共同体之所以不是政治共同体的原因在于，在启蒙逻辑所推动的女权运动完成之后，女人自身仿佛没有明显的利益诉求，但以“女人”为介质的利益争夺确实一直存在，这就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总结的：女人是介于部落（利益联盟）系统和物品系统之间的第三类系统。女人是利益的表征，是政治联盟的产物，但她对自身的利益却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是因为主体身份的杂乱，因为身份的对焦镜在变换。这幻影重重的身份，使得女人在种种利益的较量中像一位在场又缺席的梦游者。电影《苹果》的主人公刘苹果，在老板的眼里，她仅仅是贫贱的进城务工人员；在丈夫的眼里，她是必须看牢的私有财产；在男人们（洗脚屋的消费者）的眼里，她是性感尤物；在老板娘的眼里，她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狐狸精）。而刘苹果仅仅把自我个性的自由体验落实在第一种身份：她只关心工作的稳定。性别政治对于一个单纯的劳动者而言，是虚幻之物。可是一旦进入社会交换系统，性别就成了潜在的权力纽结，尽管刘苹果对此无从知晓。

并非像女权运动的历史叙事所描述的那样，工作权的掌控，即经济独立将女人从性别依附的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表面上看，传统价值受到冲击，但自然化的男女关系及其权力模式，并非止步于家庭私人空间，反而像影子一样，跟随女人行进的步伐，潜入公共空间。赋权仅仅是对传统权力模式进行的外科手术，仅仅把工作权嫁接到女人身上，列维－斯特劳斯有关性别形成的内在语法，在现代社会依然生效。除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商品，女人作为可流通的“性商品”更加社会化。女人处在社会与家庭，公共与私人之间的模糊地带。在女人强化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时候，社会反而以性别眼光来指责她们。当女人回到家庭，以私人角色出现的时候，人们又用社会眼光来评判她们，即苹果的丈夫用一个字形容的那样：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