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在战后曾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和高速发展的时期。但196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渐露破绽，学生运动相继兴起，在知识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则有在价值信仰上对后工业社会文化采取“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普遍心态。这使整个西方社会再度陷入经济滞胀、权威丧失和“道德破产”的境地，政治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健全有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1970年代以来，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继大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重新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一部分有影响的学者又拾起了主要是源自17、18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试图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重建正当性。在政治学领域，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弗里德曼（M. Friedman）和布坎南（J. M. Buchanan）操刀入室，力求超越过度技术化的经济学，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眼光论证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价值。沿着这一路线，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经验理论的长足进展为满足，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统治（自由取向）而不是由谁统治（民主取向）这类价值规范的问题上。这同早期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家如边沁、康德、洛克以及美国联邦党人倾向于开明专制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达尔的多头统治、亨廷顿（S. P. Huntington）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中，皆可找到这一思潮的烙印。不过一般而言，由于几十年对可操作性的强调所形成的压倒优势，西方政治学领域对价值问题的认可仍只是处于复兴初期而已。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G. Sartori）于1987年出版了他的两卷本《民主新论》。他自称花费十年心血撰成此书，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他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该书一问世，立即得到了西方广泛的赞誉。达尔认为，“它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另一位美国政治学界的重要人物利日法特（A. Lijphart）则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

萨托利，1924 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956—1976 年任佛罗伦萨大学政治系主任，后转至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政治学教授，1979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史维茨讲座教授。萨托利一方面深受欧洲政治学着重于历史解释这一传统的熏染，另一方面又长于英美的概念分析技巧。其主要著作有：《民主论》（1962）、《政党与政党制度》（1976）、《社会科学概念的系统分析》（1984）、《政治学要义》（1987）等。其中《政党与政党制度》一书被认为是政党研究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