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眼镜。——阿兰

大约25年前，我出过一本论述民主的书，它的美国译本的书名是《民主论》 （Democratic Theory）。这本书很走运，至今仍在一些国家印行。那么我为何再写一本论述同一主题的书呢？有关民主的理论建设已使它大为改观了吗？具体地说，这期间已经出现了“新的”民主理论吗？在1960和1970年代，有相当多的学者有过这类说法。尽管这些说法经不起推敲，却为一次旧地重游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为了考察目前的民主理论同1950年代的理论有什么关系，本书大量吸收了先前那本书的内容，不过吸收的部分已几乎全部重写。为什么？我想，一个人作出变化，是为了回应变化，譬如我这里就要说到的那些变化。

首先，政治学词汇已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学者们随兴所致地设计他们的概念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一发展又由于那种认为语言的含义可以随意规定的勇敢的新思想而取得了正当性。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便都有资格享受一种新的自由，可以随意规定语言的意义。这一勇敢的新思想显然没有对硬科学产生什么影响，但对软知识领域，尤其是政治理论词汇，却产生了重大的破坏作用。在这里，单凭词语操作就可以创造出各种新理论。事实上，像自由、权威、压迫、暴力、强制、宽容以及其他许多关键术语，对于相当多的公众来说，已不再表达政治理论长期以来所表达的问题。我们还能进行可以理解的交流吗？我们还能传播和积累知识吗？我当然希望能，但无所作为是不行的。

另一个并非不相关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直到1950年代之前，大量的文献论述的是“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可是，如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理所当然地谈论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个十分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是设计成政治上层建筑的一种经济制度。在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时，作为政治制度的单纯的民主，不管是否还能得到公平而充分的发言机会（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接受它确实要附带一些固有的重要前提。对马克思主义者引起的另一个变化同样可以这样说，即目前得到普遍同意的说法：“民主意识形态”不仅是民主价值信仰的设定者，而且是其理论的设定者。当然，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中性的、无恶意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但即使这样，承认“一切都是意识形态”却绝不是在对无关紧要的结论作出无关痛痒的让步。

第三种变化涉及另一个方面。当“对否定的崇拜”在1960年代中期盛行于教育机构时，行为主义革命也赢得了胜利。结果民主理论大大地变成了经验理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但时机不好，因为经验的民主论抵挡不住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遍布各地的后代神采飞扬的哲学理论建树。也就是说，经验理论不是并且也没打算成为辩论的理论。于是，对民主的辩论越热烈——受到挑剔、争论和检验——民主的经验理论就越是无话可说。十年得势的不是行为主义者，而是校园革命。因此我们主要是得到了一个在建构上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的民主理论——辩论性的理论。

当我们好不容易熬到1980年代，问题就成了：主流的民主理论还存在吗？我想是不存在了。有点令人奇怪的是，它的解体是由十年否定和随后的十年技术化的共同作用造成的。继1960年代那些失之简单、热情投入而又怒不可遏的文献之后的，是长于卖弄技巧的复杂的文献。大量的这类文献对1960年代的否定者干脆视而不见，而且同样忽视了这些否定之前的一切。它全都从头做起。囚徒困境、投票行为的刁谲、最大正义、集体行为的规律、公共利益论——这一切（而且不止这些）都证明了令人兴奋的新创造力。这也适用于政治哲学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