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的立场是，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管我们无休止地讨论什么，都可以在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完美论者和务实论者、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争论模式中得到改造。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有利的线索，它不仅有助于组织浩如烟海的文献，而且有助于渐渐掌握“管理冲突”的能力，从而推动民主的发展。

第二卷的标题是“古典问题”。如题所示，这里的思路更带有历史性，重心从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转向试错过程。自古希腊人最早构想并实践城邦民主以来，人类已经花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去发现和建立某种可行的大范围民主制度。既然各种政治制度是出自人类的创造和构想，今天这些民主制度的发明自然便同观念和理想的历史有关，并且只能在这个历史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当然，民主制度中有许多组织——例如政党——并不是因为有事先的构想才出现的。但是若不对权力、暴力、自由、平等、法律、正义、权利和代表这类字眼不断进行痛苦的思索，这样的机制也不可能出现。这些字眼（和其他许多字眼）的核心意义，主要是通过成功与失败，因此也是通过集体的历史学习才得以确立，从这个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们是历史经验的运载者。作为经历了若干世纪的主流政治学说，它摈弃了那些不适当的成分，即权力、暴力、自由、平等等概念中那些没有经受住“检验”而易于导致“错误”，一经采用便会再次失败的含义（定义）。如果没有从亚里士多德到——譬如说吧——托克维尔一直进行着的、形成政治学词汇的这种试错探索，我们今天就会无家可归，也肯定看不到我们有能力建起的民主制度。

可见，民主的组织有赖于一个思想论说的主流所形成和甄选的那些观念和理想，这一主流始于古希腊，通过作为经验提示者的词（概念）而被有选择地代代相传。然而今天这一论说领域已陷入一片混乱。如我们所知，这首先要归咎于一种意义理论（约定论），它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知识的历史积累。如果意义归根结底是任意的，何必还要为过去的任意约定而烦心呢？过去不过是通向未来之路上的障碍。其实不然。无视过去的经验，只会使过去的错误和可怕现象再次出现。为了前进，我们必须避免倒退。

倒退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干脆跌倒。最近许多有关民主的理论构想似乎在把民主视为理所当然，民主制度过去一直有而且仍然有失败的趋势。在古希腊，它们是短命的，而且从各方面说，是不适于生存的；它们在中世纪的社会胎体中很快便死掉了；即使在今天，尽管对民主一词有普遍的敬重，开幕式举办了不久便被推翻的民主，或时断时续的民主，还是要多于长期稳定的民主的数量。拉丁美洲即可充分证明这一点。在20世纪的欧洲，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民主制度都曾中断。新兴的非洲国家如果说有民主制度的话，也不过是些朝生暮死的民主。基于这些考虑，让我再问一次，我们能够容忍一个其言辞已不再传递经验的论说领域吗？我认为是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