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话，我当时如实记录下来，没有增添、减少，用字修辞甚至造句，丝毫没有改动。使我惊异的，是钱师开讲的第一天，他竟说出：过去还没有出现过一本理想的文学史。因钱师一向说话谨慎谦虚，说出这句重话岂不是会得罪好多曾经撰述并出版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或教授？无论如何，过去写过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除非他心胸宽宏大量，不然，他们内心一定会感到不舒服的。但是，钱师当时如此批评，实在少见。我和一群同学多次在课余时围着听钱师教诲：“你们读了我的《国史大纲》，还可去多看些别人写的‘中国通史’，便可作出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接着的一句是，“你们自己去选择吧！”这一类的话。但使我很高兴的，便是由钱师来讲“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必定有它独特之处，亦即是钱师所讲，必定有他创新的见解，让我们可把过去曾看过的其他“中国文学史”作出一些弥补和修正。他的意思是为了将来要完成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乃是要靠大家一同来寻求，一同来创造，以达到成功之路。记得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有一次参加新亚研究所的师生月会报告，钱师也在场，他曾说：“世界上没有一本著作是十全十美的。”钱师讲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将前人讲得好的对的继承保存下来，将前人讲得不对的加以辨证修正，力求完美。所以钱师在“中国文学史”有关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便是有益后辈。

举例说，钱师是非常钦佩朱夫子熹的，不然，钱师也不会在晚年用他十年八载的精力来撰成《朱子新学案》。连他的知己好友罗忼烈教授谈到钱师的一生代表作也说，自从晚年完成《朱子新学案》后，他早先被誉为权威著作的如《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以及《国史大纲》等名著，都得让位了。钱师在讲《中国文学史》的《诗经》时，对朱子也有赞语，他说：“朱子解释《诗经》有创新之意。”意即朱子有与前人不同的解释，但钱师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朱子解释《诗经》有时也有错失。因为朱子只用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的赋来解释《诗经》，而钱师认为解释《诗经》可有两种方式，他为取信于听众，举出中国文学史上三个不同时代和作者的文学作品来证明，使人无懈可击。这就是钱师所持有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做学问态度。

钱师指出，太史公司马迁讲到《离骚》时，他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把原文对的反而改成错的。钱师指出，我国古代的山名水名都有特别的意义，譬如“霍山”，在我国的安徽与山西均有“霍山”。小山为大山所围叫“霍”，所以都有“霍山”，故“霍山”只是一普通名词，并非专有名词。又如“洞庭”这个湖名，同样并不只限于湖南省才有，即凡是有“此水通彼水”现象者，都可以称为“洞庭”。湖南的“洞庭湖”通湘水、资水、沅水、澧水，但太湖亦有洞庭湖之称，因为太湖是通黄浦江、吴淞江等多条水，所以太湖也可称“洞庭湖”。钱师说，太史公把《楚辞·渔父》篇所说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一句，认为有误，特改为“宁赴常流”，其实原文“湘流”并不错，倒是改为“常流”却是错了。司马迁以为“湘水”在湖南，怎么人在鄂湖北却会在湖南的湘水自杀呢！钱师指出，此篇是屈原居汉北时所作，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而并非“湘水”。这就是钱师的博学而广识处。讲文学史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而且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所以，读书做学问真不容易，少一瓣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