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里面也深含着王阳明的一种学术担心。

在写完《月夜二首》诗的次日，他就对门人讲解：“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真是卓有远见！王阳明身后，心学就走向了“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

其门人王畿的“龙溪之学”，只注重发挥良知的先验性一面，公开与禅结合，导致空谈心性，将心学推向了末流。

王艮的“泰州之学”则过分追求情感的释放，将单纯的快乐等同于学，最后导致“明哲保身”的概念出炉，使得心学走向了反面。

二者有功于师门，更有罪于师门。正如黄宗羲所言：阳明之学因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王阳明此时便能提前预想到，这是他的高明所在。

在《碧霞池夜坐》诗中，他写道：“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楼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

潜鱼传心，楼鸟说真。此时的他已经将学问推至一种化境，化为体贴世间万物的普世性真理。因而，返璞归真，时时如是如非，时时无是无非。

他甚至认为“致良知”之学与举业之间也无妨碍。他说：“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身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身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

这便是学问做到极致时所体现的宏大气度。

公元一五二五年，王阳明回余姚。他与弟子门人约定，每月定期相会于龙泉寺中天阁，目的是“课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这年十月，门人建阳明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