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两卷本著作的第一卷。这两卷著作既独立又相互联系，合在一起，试图对启蒙运动提出一个全面的解释。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思想史研究者、文学研究者和政治理论家极力恢复启蒙运动的真实面目，清理诋毁者和颂扬者两方面的不实之词。他们出版了权威性的新版经典文本，发现了新的文献，编辑了完整准确、令人耳目一新的启蒙哲人通信集。当然，他们并不满足于这种技术性的基本工作。自从伯克和德国浪漫派大加讨伐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启蒙运动应该对现代的种种邪恶负有责任，而且嘲笑其所谓肤浅的理性主义、愚蠢的乐观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与这些曲解相比较——这些曲解比他们主张铲除的错误更肤浅、更愚蠢、更不负责任——自由派和激进派人士对启蒙运动的赞美虽然也带有漫画性质，却是亲切而无害的。左派的天真远远抵不过右派的恶毒。另外，与保守派的观点相似，自由派的启蒙运动观也同样不能让人满意，有待修正。因此，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我也参与其中，特别是与右派进行交锋。我的确喜欢这种论战。但是，现在应该而且可能从论战转向总结了。

总结就需要考虑事物的复杂性：启蒙运动的那些人在理论、秉性、环境和代际方面都有差别。鉴于他们的思想五花八门，以及他们之间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许多历史学家甚至不想再探索启蒙运动的统一性。休谟是一个保守派，孔多塞是一个民主派，俩人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霍尔巴赫嘲笑一切宗教，莱辛实际上想发明一种宗教，俩人有什么共同之处？狄德罗因嫉妒而蔑视古物研究家，吉本则欣赏和模仿他们，俩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卢梭崇拜柏拉图，杰斐逊却拿着《理想国》无法卒读，俩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我认为，如果被这类问题迷惑，那就会陷入一种令人绝望的唯名论，就会把历史研究变成传记写作，就会为了多样性而牺牲统一性。上面这类问题是有价值的，但是其主要价值是纠正研究中的偏差：即防止历史学家为了追求统一性而牺牲多样性，使之不要陷入简单化的解释。所谓简单化的解释是指把启蒙运动当作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一个理性时代，从而把狄德罗的生机论、卢梭对情感的推崇、休谟的怀疑论都视为外在于启蒙运动的东西，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先声。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界定：先是剥夺启蒙运动的丰富内容，然后又抱怨启蒙运动乏善可陈。我不会采用这些做法。本书将承认启蒙哲人的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给启蒙运动提供了许多活力，构成了其内部历史的许多内容。但是，因为泛指的名称并非柏拉图的理念，而是将有意义的相似性归纳在一起的范畴，所以我将始终使用“启蒙哲人”（ philosophes）这个名称，把他们的思想、策略和生平活动统称为“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而且我还用这些名称表示我所谓的一个家族，即用某一种思想方式联系起来的一群知识分子。

虽然启蒙运动是由一群启蒙哲人构成的，但不止于此。它还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社会环境：启蒙哲人在其中活动，从中发出反叛的鼓噪，也从中悄悄地获得许多思想，同时还试图对之推行自己的改革纲领。但是，启蒙哲人的社会环境，他们的18世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他们斗志昂扬地介入他们的时代，从而使他们得以融入某些最深刻的潮流，但也会使他们对某些不利的现实不闻不问。我发现，因此关键在于不仅要理解启蒙哲人的思想及其与周围世界的互动，而且要判断他们在认识上的优长与缺陷。杰斐逊说的有道德的罗马共和国与20 世纪学者说的罗马共和国一样吗？休谟笔下的西塞罗与我们眼中的西塞罗一样吗？启蒙哲人所谓的“文学复兴”（ the revival of letters）与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 Renaissance）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