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先生出身湖南衡阳的农村，先在湖南大学读本科，后远赴上海，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先生门下，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该校历史系任教。在此略述作者的简历，是因为小兵兄从内地农村青年到如今上海学院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有助于说明这本文集为什么如此关注知识分子面对底层人民时的多样反应。

在本书的《后记》中，小兵兄列举了他所关切的三个议题：知识分子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化生态以及日常生活中道德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关于知识分子研究，小兵兄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已经正式出版，探讨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与《申报》的“自由谈”，分析围绕着这两个舆论阵地的知识分子组合。但是在他面对现实的思考与写作中，这三个议题相互牵扯，彼此互为表里，并不是分隔独立的。其实，本书的多篇文章尚有一个母题贯穿其间，对小兵具有存在性的急迫感，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在道德上的茫然：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已经不具有现成的道德正当性，因此其社会功能显得暧昧模糊，从而知识分子本身的伦理也就找不到清晰的界定；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该如何诚实地生存？

这个情况有其外缘的原因。就学者这个身份而言，学术的专业化、体制化将知识分子推进了学院的窄门，但是学院体制本身的混浊与行政化，让多数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无法借着献身学术获得自尊与社会的肯定。小兵兄身在体制内工作，对于这方面的困扰有着切身感受。不过，这并不是他主要的思考焦点。

小兵兄真正关注的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与“民众—底层的关系。“民众—底层”是我凑合使用的一个浮泛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轮廓边界。但是正如作者所言，在近代中国并没有一个面貌不变的“大众”，“民众—底层”同样没有固定的所指。毕竟，“民众—底层”的道德意义远比它的社会学界定义来得更重要，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家传统的自我形象之下寻找道德定位时，不能不投射出这样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体作为参考点，甚至于要由这个群体

来检验、判断他们的道德质量。小兵兄写作本书的多篇文章，正是由于他是出身民间、有着强烈民间意识的学院知识分子，必须认真地去面对“民众—底层”在概念上的模糊与道德上的暧昧。

从“五四”以来一路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世俗化时代，这个问题的历史相貌复杂多变，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也历经迷惘、冲突与伤痛羞辱，小兵在书里提供了丰富的讨论。我对这一页历史知道得不够，不能置喙。但是在他的历史叙述背后有一个思想纠结，我觉得最有意义，值得在此强调，提醒本书读者注意。

小兵指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民众—底层”既是地位独特的道德资源，也构成了一种道德威胁。知识分子不能不关怀这个被灌注了高度道德权威的群体，可是“关怀”岂不是一种降尊纡贵的姿态，本身适足以屈辱它的对象吗？到了极端情况下，这个群体（被赋予）的道德能量甚至压倒知识分子，关怀就只能倒转为“向人民学习”。读本书各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分析相关的现象，我逐渐领会了“民众—底层”在小兵眼中的复杂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