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所呈现的那样，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虽说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数字仍旧让我们震惊，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的群体，本来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结果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归位为转型中国的“学术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日中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而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就此而言，经济上的独立确实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正如社会学者应星在《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中指出的那样：“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被应星所批评的这种现象，确实是支配当代中国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