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后的学院体制，完全以另一种面目呈现，高压性的政治管控开始隐性化，而以各种有政治倾向性（或者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倡导去政治化的学术研究比如史学倾斜于文献整理的学术计划）的课题、项目、计划来系统性地诱惑青年知识人，工具理性开始主导学院体制，追求美好生活成为学院里的主流价值，有信仰和操守的知识人几乎是沉沦在一个找不到敌人的“无物之阵”之中，以竞争为理由大学陷溺在疯狂的资源竞赛之中。而如今的青年教师则正好处于这种不断强化的趋势之中，可以说面对这种急剧态势，作为个人的青年教师要整体性扭转这种趋势基本上不太可能，洁身自好又会被认为是这套竞争机制的落败者、酸葡萄者。因此，我认为当今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困境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当然，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乡村底层出身，必须思虑在故土的年迈父母的养老、医疗问题，而在道义上必须承担直系亲人面临突发事故时的道德义务，可以说青年教师的常规性生活似乎尚可维系，但这种家庭结构和经济收入水准，往往不足以防范那些突发性的事件，比如亲人的重病等，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极弱，身边好几位同事就是被这种突然的变故限制在一种极其艰难的经济状况之中。个体的贫困，也许可以以颜回式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来化解，但是面对至亲的苦难，却没有多少人能够铁石心肠掉头不顾的。大学绩效工资改革呼喊了很多年，但整体的收入分配仍旧是对年轻人不利。从平均意义上，这些年青年教师的收入确实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作为刚性的基本工资收入其实仍旧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无论是跟港台还是欧美日等国家的同等状况的青年教师相比），而浮动的可操控的项目、课题、计划等虽然数额水涨船高，又不是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青年教师可以获取的，它成为悬浮在面前的体制性的诱惑，永远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也永远维持着不断滚雪球递增的可能性，正如《南方周末》两年前的一篇深度报道《教授的“围城”》呈现的那样，高校紧箍咒式的课题、项目等各种理性规划机制对知识人的束缚，并不会随着职称问题的解决就得到一劳永逸的缓解，这似乎成为一个无法退出的“游戏”。换言之，利益已经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