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难道就注定了“工蜂”的宿命？这也未必，体制虽然造成了对个体的系统压抑，但体制毕竟也是由个体形成，或者说“我们就是体制”，若个体对这套体制的规则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他就不会过度地顺从这套体制逻辑，尤其当他知道顺从（服从）就意味着某种变相的支持的时候，他会在道德上形成某种挣扎感。最可贵的就是内心的良知上的觉醒，这正如张晖生前所言，重要的不是无休无止的抱怨与牢骚，这种负面情绪只会不断地掏空甚至撕裂学院中的自我，而是将对体制的不满转化成追求真学术的动力，同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体制之恶采取一种相对疏远甚至抵抗的态度，将自己定位为体制的中等生或许就是一个明智的选项，既不做积极顺应体制遵从赢者通吃逻辑的优等生，免得将自己的一生白白搭进去，也不做基本考核都无法通过的差等生，免得安身立命之地都没有，中等生就意味着在完成学院体制最基本的考核之后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研究也好，教学也好，甚至业余兴趣也行，或者公共领域的作为亦可。这正如著名学者崔卫平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指出的那样：“你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没有人能够无视你、漠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终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开的，你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可以抹杀的。我想说的是，你不是没有力量的。许多幻觉将我们捆住了。有些东西像符咒一样，从内部将我们镇住；像噩梦一样，将我们的四肢魇住。让我们以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力量的，不产生任何效果的。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区分隔阂：一些人从正面看起来是人，但是从背面看过去，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他们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事情不是这样的。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们选一个良辰吉日，来解除自己身上的种种符咒、魔障，种种看不见的绳索和链条，然后出门，在蓝天下深呼吸，说一句生活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们不是生病的，我们不是令人羞惭的。”超越了幻觉，我们才能回到蓝天之下的真实生活之中，通往自我内心和真实世界的学问之门才会真正地在我们的面前打开。而从体制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来说，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有为”式的学术GDP主义，而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营造一个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围，提供最基本的学术环境，给每个青年教师松绑或者说解咒，同时在物质上提供最充分的保障，让人的内心世界先自由自在起来，不需要那么功利地计算一切，容忍一些奇思异想甚至离经叛道的行为和言论，重拾民国大学的学术传统，确立教授治校的原则，培养多元化而又相互融合的学术文化，让那些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投身到学院有一种内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将人物化（其实质就是矮化）成动物庄园里的存在，这种物化其实也就让年轻人对学院有异化和排斥感，最后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