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弟子将孔子提升到跟天一样崇高的地位，却因此陷孔子于险境。弟子们问，究竟谁能继承孔子的精神衣钵？谁有这个资格？有一段时间，有若被视为孔子的继承人，他是年轻一辈的弟子，活跃于鲁国政坛。有些弟子在埋葬孔子之后追随有若为师，并且称他为夫子，但有若并未因此取得孔子继承人的头衔或权利。他只是神似孔子，所以子夏、子张与子游一干人大概是因为依恋于孔子的身影，才决定服侍有若。1

有些文献指出，除了有若，其他弟子也各立门派，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些门派后来的发展。2孔子死后百年，哲学家孟子思索传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过去的贤者何其容易，对他那个时代的学者却何其困难：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第三十八章）

孟子是否真的相信没人继承孔子的衣钵？由于这段陈述是《孟子》一书的结尾，这是否意味孟子或《孟子》的编纂者有意将孟子之名填入悬缺已久的继承人名单中？毕竟，孟子“近圣人之居”，他的故乡邹城离孔子故乡曲阜只有30公里。邹城原属鲁国的邻国所有，到了孟子时则改隶鲁国管辖。孟子曾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第二十二章）孟子希望人们了解他与孔子的特殊关系，他坦承自己并非孔子的直传弟子，但他与孔子的年代差距不超过五世（依中国人的算法，相当于150年），因此能私淑孔子。

是谁让孟子得以接触孔子学说？有一群史家认为，这些人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弟子。另一群史家则主张，孟子的老师就是子思，而子思则从学于孔子的弟子曾子。若后者属实，则孟子与孔子的关系就更拉近一层。然而，有些学者也指出，即使子思生于公元前482年（即其父伯鱼去世那年），而且活到82岁高龄，他还是没有机会收孟子为徒，因为孟子是公元前4世纪的人。3尽管如此，早期许多史料还是将孟子与子思连称，荀子曾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即使孟子与子思真的唱着同一首曲子，他们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彼此唱和。

若孟子与孔子之孙子思有这层关系，则孟子是否真能得知孔子的不传之秘？《孟子》的一些记载似乎证明了这点。例如，孟子曾说：“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孟子·万章下》第四章）这是一则货真价实的内幕消息，耐人寻味的是，热切捍卫孔子并驳斥一切批评的孟子，却将孔子这段过去公之于世。难道他不知道孔子的对手可以轻易将这段描述渲染成一场闹剧？孟子并非糊涂与粗枝大叶之人，正因如此，他对这段故事的陈述特别令人感兴趣。

虽然孟子从未承认，但他确实是个喜好争论的雄辩家，而他也鼓励弟子与他辩论，把他当成对手。大体而言，孟子不喜欢教学时因辩证产生的紧张感，但对话却能迫使他思考得更为明晰——孟子思索的并非终极原则（他不相信有这种事物存在），而是何谓正确、何谓顺应时势，以及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是否存在恒常不变之物。孟子认为，孔子的生活实例可让人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凡是子思门人与其他人提供的事实与说法，他都尽可能加以运用。有些与孔子相关的细节令人诧异，但孟子认为这些记载相当具有说服力。因此，当孟子的弟子万章坚称诸侯从人民手中取得不该取得的东西与盗匪无异时，孟子提到孔子身为鲁国官吏却抢夺人民猎物的行为。孔子“猎较”，因为那是当时的风俗，鲁国人认为为了取得祭祀用的牲礼而打斗是“合礼的行为”；因此孟子说：“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4

不过，孟子不认为真理可以随时间与空间、历史与风俗而变。身为道德哲学家，孟子不满足于只拥有视情况而定的真理。他希望真理稳定而可靠，但不要过于僵化。孟子再度从孔子的生活中寻找适当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他说：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

什么是可以选择的适当职位？孟子的建议是“抱关击柝”，他说：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第五章）

为谋生而求官是一种错误，然而人可能因贫困而不得不如此。若环境使然，孟子说，那就寻求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并且遵循孔子的做法：不要空谈高远的理想，只要做好眼前的职务。

孟子很清楚，一旦自己在对错的判断上开始允许例外出现，他的学说将失去论据与可信度。然而何谓公平、何谓同情，要回答这些难题原本即需原则与例外并存，于是孟子又以孔子作为他的指引。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他解释，除了孔子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圣贤：“圣之清者”，“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圣之任者”，“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圣之和者”，“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孔子与他们不同，他知所进退，且知退之缓急。孟子说：“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孟子解释，此乃“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第一章）

顺应时势不是在道德急迫下产生的。顺应时势者绝大多数需要机警而敏锐，但孔子不仅如此，他还根据局势的轻重缓急与道德的必要程度衡量自己的行动。孔子因为洞烛机先而能在恰当时机离开齐国，而其动身之疾徐往往与离开的地点有关，这项特质使他被称为“圣之时者”。孟子认为，道德存在于细节之中，当他试图从所有有关孔子的记载中搜罗出道德意涵时，他也协助重现了孔子昔日的风采。

即使孟子认为孔子远比他所知的其他哲学家来得伟大而精微，他也不完全忠于孔子的说法。孟子自由调整孔子的学说并提出自己的理念，其中最大胆的就是人性观。即便在这里，孟子也将自己构思的庞大理论奠基于渺小的例子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说：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第六章）

孟子相信道德冲动乃与生俱来，因此孺子即将坠井的景象会令我们感到惊恐与痛苦。这种惊恐与痛苦是不假思索的直接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冲动。孟子宣称，凡是感受不到这股冲动的就不是人；明明是人而似于禽兽，这不是人的本性出了问题，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生来即有怜悯的潜质，潜质不存只能归咎自己：必定是自己灭失了这种潜质。孟子认为，孔子说的“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之其乡”（《孟子·告子上》第八章），指的就是这种怜悯的潜质。

我们无从证明孔子是否说过这句话。若他真的说过，则他指涉的是否就是心的道德潜质？孔子是否真如孟子所言，认为心本质上具有怜悯的能力？子贡告诉我们，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然而我们知道，孔子相信人有为善的欲望，只要愿意就有为善的可能。事实上，孔子若不作如是观，则其礼乐思想将无立足之地。孔子说：“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第三章）尽管如此，孔子生性不喜玄思，他对人性抱持乐观预期，而他的学说即凭着这股乐观情绪不断鼓舞前进。

孟子同样对人性充满乐观，但与孔子不同的是，他对人性的看法似乎少了一点理智的成分，显得有些抒情或牵强附会，或两者兼有之。孟子曾如此描述舜帝：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孟子善于说故事，也善于夸饰。他的舜帝故事随着舜年岁渐长而更形崇高伟大——舜受的磨难越多，越扣人心弦。我们知道，尽管舜热切渴望善，却无法在家中找到善。他的父母与弟弟都是野兽般的人物。他们厌恶舜，且无视于舜对他们的爱而欲置之死地。秋日，当舜在田里劳苦耕作时，“号泣于旻天”，但上天遥远而沉默。孟子弟子万章问：“何为其号泣也？”孟子回道，舜渴望得到父母的爱，因而感到痛苦。万章又说：“‘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孟子·万章上》第一章）

万章或许想起孔子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响应时，孟子对于舜埋怨父母的想法嗤之以鼻。一般人的想法是：“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但舜唯恐“不顺于父母”。孟子告诉我们，一般人满足于“色”、“富”或“贵”，对舜而言，这些“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第一章）

舜的故事由来已久，但早期经典对舜的记载寡少而充满阙漏。孔子会以相同的方式探讨舜吗？孔子是否会创造一个大孝的典范，并且跟孟子一样甘受质疑的风险？——若舜的父亲杀人，则舜身为一国之君，是否将阻止有司逮捕他的父亲？舜身为孝子，是否将保护他的父亲不受法律制裁？孟子的回答是：“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但孟子又说：“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五章）

孔子不像孟子那么极端。他对于选出某人（无论出自神话或历史）作为德行的完美范例抱持审慎态度，他也不愿将孝提升到其他人生责任之上，并将其视为绝对。家庭责任比其他义务来得重要，因此孔子认为，当父子中有一人犯法时，另一人不应该举发他，这是孔子对父子施加的道德条件。然而，犯法仍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该怎么做才符合“直”，孔子交给他们自己决定。因此，若父亲犯罪，有人举发而予以逮捕，孔子不认为儿子应背着父亲逃往天涯海角，逃跑又能让子女学到什么呢？在孟子的想象中，若舜遭遇这种困境，他一定宁可放弃天下也要选择父母。舜这么做固然是“大孝”（《孟子·万章上》第一章），但他的行为是否合于道德，不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