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孔子、荀子相比，孟子显得较为圆滑。这部分解释了何以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绝大多数统治者都喜欢孟子。孟子的语气较为温和，也较不会让他们的良知感受到压力，而且统治者知道他们可以依自身所需扭曲孟子的观念。孟子一定想不到自己的哲学竟成为统治者的护符，因为就其思想来源观之——包括孔子与子思的教诲，孟子的学说似乎不可能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串通。毕竟子思曾质问自己的国君：“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第七章）

孟子晚年逐渐厌倦于人类事务的不可挽救与不可调解，于是寻求隐退之途——退回到家庭、教学与修养心性之中。24然而这不表示孟子能毅然决然地与政治及当权者一刀两断。孟子无法像子思那样对上位者说话，他也无法对国君或卿相说：“疠人怜王。”孟子不是没有判断力，他只是易受情感左右。在情感的影响下，孟子永远无法达到孔子的高度，也无法像孔子那样豪迈地慷慨陈词：“予欲无言”，因为“天何言哉？”

孟子生前与君主的关系不甚融洽，死后两者的关系反而变得惬意而愉快。孟子的学说为他在国家设立的孔庙中赢得永久性的位置：配享孔子。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说也确保他在国家教条中居于优越地位，也使他在中国皇帝（无论是汉、蒙或满族）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此外，孟子学说不仅深受皇帝与国家喜爱，连保守派与改革派、保皇党与异议分子、学者与商人也都主张孟子表达出他们的心声。他们支持孟子人性本善的说法，因为这给予他们乐观的信心与理由。儒学大师钱穆曾说：“性善论终究是儒学正论，则可无疑。”25

性善论与孟子其他的学说面向在宋朝儒学复兴时期（尤其11世纪与12世纪）获得额外助力。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人物特别醉心孟子的初始假定以及孟子对自我省察（借此养成个人的道德潜质）的重视。宋儒运用孟子的观念以及从《论语》和早期经典中摄取的思想，创造出充满活力的理学。宋代理学不仅强大到足以对抗佛学的挑战，也禁得起人心与政局动荡的变迁与变革。宋代理学可说是宋儒自身的产物，但与孔子一样，宋儒坚称自己述而不作——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传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文化传统。由于孟子的观点与宋儒的哲学立场不谋而合，因此使孟子对孔子与经典（孔子的作品与思想）的解读在学院中居于思想领导地位，同时也成为课程传授的重点。

宋代思想家的后继者进一步使《孟子》成为科举考试的固定科目，这让孟子与国家的关系更为紧密。奇怪的是，当19世纪末变法派出现时，这些改革者一方面批评绝对君权，另一方面却声称受到孟子的深刻启发。他们因孟子同情贫者而认为他是“民权”提倡者，并且视孟子学说为民主精神的先驱。他们似乎忘了孟子从未质疑过帝制的正当性。事实上，在孟子的世界里，若无独夫，则无法显出君子的德行。若无狠心的父亲，舜将如何？若无专制帝王，大臣能否成为良相？变法者不思索这些问题，反将心力放在孟子对贫者苦况的描述以及孟子认为君主该如何改善贫者生活上面。他们从来不问：何以两千年来孟子一直是君主的最爱？何以历代君主从未怀疑孟子学说的颠覆性？在中国帝制时期，何以煽动民众起事者从不认为孟子是他们的先知？即便在1898年，慈禧太后与变法派的斗争臻至白热化的时刻，孟子还是能两面讨好。

荀子死后命运多舛。他起初从祀孔庙，到了宋朝儒学复兴时期，却逐渐受到贬抑。程颐认为荀子“以性为恶，不见圣贤”，又直斥其“性已不识，更说甚道？”26宋儒当然了解一旦接受荀子的性恶论，将会动摇他们的道德哲学根基。

到了宋朝末年（13世纪），甚至有人建议将荀子逐出孔庙，“黜况之祀”27，此举等于夺去荀子的死后声名，同时也将他排除于儒家道统之外。罢祀行动在宋朝并未实现，直到16世纪初，才由明世宗下旨罢祀荀子。到了18世纪，清儒又重新抬高荀子的地位。清朝学风重视知识与理解，清儒的研究范围不限于孟子，而旁及其他战国诸子，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与他们志趣相投的荀子：他对学习的重视、对智性的信任以及对六艺的爱好，特别是礼制；清儒也喜爱荀子论证的严密。28然而，到了19世纪末，政治议题再次左右学者对荀子的观感。当时一些最聪明也最具进步观的心灵指控荀子是君权的捍卫者；他们再次指出他的性恶论缺乏道德指引；而他们也将荀子当成他们最爱的儒者孟子的陪衬。

最近我到中国旅行，参观了山东孟庙。这座庙宇建于12世纪，由宋徽宗下令在孟子故乡邹城营造。孟庙旁边是孟子后代子孙居住的孟府。宋代初建时，孟庙的规模尚小，五百年后清朝皇帝予以扩大增修，因而才有今日的宏伟气象：精致的园庑与高雅的院落，堂皇的正殿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八十余间殿宇，占地广达60亩。就连孟子后裔也雨露均沾。

荀庙也在山东，位于邹城东南方130公里处。朋友向我展示她最近到荀庙参访的照片。荒凉而杂乱，建筑物孤独矗立着，完全不见小贩与不请自来的导游。虽然如此，荀子昂然不屈的精神却跃然纸上，与我对他的想象相去不远。

如果孔子再世，他不会认为孟子目前受到的礼遇有何错误，也不会对荀子的命运感到难过。事实上，孔子将从孟荀二人死后的际遇看到自己遗留的影响。但他会指出两人之中谁才了解真正道德的需求。与荀子一样，孔子认为人世充满了不安，在暴君的威胁下，每个人的生命与尊严随时都会遭到践踏。因此，只以劝说的方式要求暴君改善自己是不够的。孔子会说，哲学家必须做得更多。他必须更强硬地与暴君周旋。然而，该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孔子留给哲学家自己去面对，但他会要求哲学家在冒险前进的同时必须步伐稳健，而孔子会告诉他：“不要忘记内心深处初萌的生命气息与知识。”

注 释

1 《论语》中有关有若的篇章都出在起始部分，说明有若可能是《论语》的编纂者，在孔子学说的传承上具有重要地位。见《论语·学而》第二、十二、十三章。也可见孟子对有若的说法，《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孟子正义》，页231至232），以及钱穆《孔子传》的讨论，页85至91。

2  见《荀子集解·非十二子》，页59至66；《韩非子集解·显学》，页351。最近出土的文书也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见梁涛《子思〈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

3  见《孟子正义》，页4至5；《孟子译注》，页1至2。近150年来，已有一些学者认为子思的老师是子游，而非曾子。见梁涛《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

4 《孟子·万章下》第四章。见《孟子正义》注解，页413至414。

5  见《列子·杨朱》。也可见《庄子·天下》对墨子相当具洞察力的批判。

6 《孟子·告子上》第七、十章。

7 《孟子·公孙丑下》第十章。为将上古时代的“钟”换算成近代的“石”，我参考焦循的注解（见《孟子正义》，页298至299）。然后再将“石”转换成吨。

8  见《孟子·公孙丑下》第八章，《孟子·梁惠王下》第十、 十一章，《孟子·公孙丑下》第九、 十二章。在《孟子·万章下》第六章中，孟子解释为什么三代采用世袭是正确的做法。也可见梁涛具启发性的论文，里面讨论了战国时代的禅让观念。想了解孟子与齐宣王的关系，见金安平《士贵或是王贵？》。

9   见《荀子集解·非十二子》，页59。

10 见《荀子集解·非十二子》各家注解，页59。

11《荀子集解·儒效》，页73至74。

12 前引书，页75至77。

13《荀子集解·不苟》，页28至30。

14《荀子集解·儒效》，页73至76。

15《荀子集解·儒效》，页76至77。这个观念也表现在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

16《荀子集解·王制》，页96。

17《荀子集解·正名》，页283。

18 前引书，页284。

19《荀子集解·修身》，页21至22。

20 见《史记》卷七十三，页2334至2337；卷五，页231。在《史记》中，司马迁说有40万以上的赵卒死于这场战役。他显然夸大数字以强调战事的残暴。

21《荀子集解·强国》，页204。

22 同注21。

23《战国策·楚策四》。

24 见《孟子·尽心上》第二十章。

25 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页241，转引自黄进兴《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页16。

26 黄进兴《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页6至7。

27 前引书，页9。

28 前引书，页10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