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大的问题则在于舆论往往受特殊利益及政治精英操控、经媒体过滤，仅有时能作为它28的创造者们的“第四项权限”出现。政治学家乔治?马库斯大胆挑战了对政治中理智与情绪的传统理解。他形象地描绘了美国选举政治学：

关于当前改革的绝大多数提议……大量减少感情因素、扩大理性作用。其具体措施就是要鼓励民众冷静思考：多收看竞选辩论，精读时事，多读报以深入了解公共政策，不要为过去的投票所累，应权衡时事……不要为候选人的魅力所迷惑，要观察方案优劣，不可轻信候选人巧舌如簧，要关心他们的公共服务记录。总而言之，公民选举要切记严肃、理性、冷静。

以上想法并非一无是处。越来越多的竞选演说通过电视进行，而媒体又为其大肆添加娱乐成分（性丑闻比真正的丑闻更具娱乐性）。民众对时事意兴阑珊，媒体就减少对它们的报道以免无利可图。闭目塞听的民众更青睐这种东拉西扯的栏目，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问题还可能更糟。传媒大亨能拿到和政客同样精准的民意调查结果，然而为了吸引高收视，他们经常放出烟幕弹。2004年大选期间，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就因市场份额遭福克斯广播公司蚕食而在竞选报道上剑锋突转。

然而，这些操纵行为大大减少了观念与头脑中思维与感觉的复杂关系，并延伸至各州乃至全国。

人总是与其所在团体、部落、宗派、29民族存在着强大的感情承诺。这一点无论社会契约学家还是现代理智冷静的政治学者都毋庸置疑。而这也引出一个问题：“一个理性的人应最先追求谁的利益？”是他自己的，还是其直系亲属、延展家庭、部落、宗派、国家或民族的？有些人不了解西方假设的独立自主个人，他们把对部落或宗教团体的原始情感（由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凌驾于一切之上。如果想让这些人接受民主，那了解他们最先追求谁的利益就成为重中之重。《独立宣言》说出了数世纪以来人类智慧的结晶：“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如果人们无法独立自主履行社会契约，他们的民主则无法受到保护。

政治学家、决策理论家及认知学家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观念的态度上高度一致。实际上，在霍华德?加德纳的著作《心灵的新科学》中，“情绪”一词并未出现在索引部分。在认知学、心理学、商务、政治学及经济等领域内，应用最广泛的判断和决策模型为“有限理性”模型。此模型显示，人从本质上属于理性动物，当我们没有时间和兴趣考虑选择什么牌子的橄榄油时，我们通常会选择离自己最近的那瓶。同样道理，当我们对政治不了解也没兴趣时，通常是哪个票箱离得近就投哪个。*此描述过于绝对，尤鉴于启发法关于“情感”的讨论，特向决策理论家致歉。但仔细研读《心理学年鉴》关于判断和决策的评论，其中确实甚少提及“情感”。

当代决策模型的重点在于人们通过30衡量多种选择的利弊，最终得出“期望效用”最大的结论，而当代决策模型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据此模型，决策需考虑多种选择的多方面效用及出现的可能性。理性决策者要通过计算每种潜在选择的投入和回报，衡量他们出现的几率，从而计算出每种选择的“期望效用”。

那么，此类模型如何在实际中，尤其是在选举政治中运行呢？

2004年大选，一名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农村的55岁矿工必须在乔治?W?布什和约翰·克里两人中做出选择。根据理性决策模型，他应做出如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