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把目光投向经济。1990年3月3日，在北京家中，他与新上任9个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杨尚昆、李鹏交谈时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他表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出于对经济增长的看重，邓小平主张“不问姓社姓资”。

早在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此后更是多次指出，改革开放不能变，谁要走回头路，谁下台。

但是，当时占上风的观点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所致，腐败是因为金钱作用过大，通胀则源于竞争中的无政府状态。有人主张，应该回到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在中央高层的专家咨询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在1989年11月7日总结1989年“70天”经验与教训的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出现尖锐对垒。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改革开放的不同目标取向再也无法兼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时成为主流。比起1987年十三大“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是大步倒退。

高天滚滚

进退之际，思想舆论界 “左”风再起。

直接质疑改革姓“资”姓“社”的第一炮，由当时一位重量级“理论权威”打响。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其《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这篇1.7万字的长文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斗争。在这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是什么呢？“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化。”

这篇文章还将这种对立上升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对立”的高度，直称“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颠覆还是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并怒斥“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在呼唤‘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文章一出，即有布置要求各地学习，“市场经济”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讨伐文章接踵而来。

12月17日，《人民日报》再发《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这篇由另一位重量级“理论权威”署名的文章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皇甫平”较量

舆论界的肃杀之气在升腾，但压不住改革者的信念。

因为提“市场经济”太敏感，经济学家们代之以“市场取向”。1990年下半年以来，薛暮桥、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通过各种机会向中央最高层进言。薛暮桥还曾于7月15日致信中央常委，表达了自己迫切希望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亲自宣布交易所成立。5天后的1990年12月24日，曾表态支持上海办交易所的邓小平，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约到家中。他特地把话题引到市场，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认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新年过后的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按惯例率全家到上海过年。在沪近一个月间，他对朱镕基和其他当地官员谈了自己的观点。回到北京，他再次在家中与江泽民、李鹏和杨尚昆谈话。

不久以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调任国务院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