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纲领到行动

间接调控：第一次大考

改革目标甫定，便面临第一次大考。

十四大之后的1993年，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猛增，1992年跃升40%， 1993年再攀升50%；投资扩张导致原材料价格因供不应求而上涨，并引发全面通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4.7%；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证券股票热、乱拆借、乱集资，处处可见。

1993年整个上半年，朱镕基副总理都在思谋良策。6月10日至13日，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和世界银行在大连召开“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此次“大连会议”筹备半年有余，朱镕基是核心策划人物。会议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斯特恩（Nicholas Stern）、斯坦福大学教授刘遵义，还几经波折请到了被誉为“台湾经济奇迹重要推手”的李国鼎，他当时已届83岁高龄。

“大连会议”提出了提高存贷款利率至正利率水平、推行信贷额度限制、价格改革等多项一揽子改革措施。会后，朱镕基又专门会见了李国鼎。李国鼎提出了确定中央与地方税收之合理比例关系、整顿中央银行、汇率并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建议。

楼继伟至今认为“大连会议”十分重要。他说，在推进全面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会议讨论形成的主导性意见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

“大连会议”之后，落实了对于“过热”的应对措施。几经反复和商讨，国务院最终形成6月24日下发的“16条”（即《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16条”实施半年后，效果初显。新开工项目开始减少，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回落，乱拆借、乱集资的口子基本被堵住。

值得关注的是，“16条”措施中有13条是经济手段，强调的是强化间接调控，更多地采取经济手段、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这次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可称“第一次应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为此后系列改革方案的出台创造了条件。

“50条”：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与实施方案。

1993年5月31日，距离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164天，由25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进驻北京西郊的玉泉山。

玉泉山是清代的“三山五园”之一，后成为中共领导人经常活动的地方，中国多数重要文件都起草于此。初夏的玉泉山很幽静，起草文件在两层小楼5号楼的一层会议室，起草组成员则散居在2、3、4号楼。

到玉泉山的第一天，江泽民主持了起草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讲了文件起草的意义、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需要着重回答的问题。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是起草小组组长。一位当年的起草组成员回忆说，温家宝讲得很清楚：十四大确立了改革目标，具体怎么样落实、如何具体化，三中全会要前进一步，对建立新体制做出规划。

据当时的起草组成员回忆，起草组用三周多时间完成了提纲，于9月9日完成第三稿。经中央审议修改后，下发全国征求意见。与此同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还就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组织了有300多人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到各地开展广泛的调研，为起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

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本文中下称《决定》）的草案最终交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时，是正式讨论稿的第八稿。

“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 参加起草工作的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