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摊寻梦

这个题目是从姜德明先生那里偷来的，他印过这样一本书，追寻旧梦，重拾坠欢，留着许多美好的回忆在。

余生已晚，在不知世事的时候，苏州旧书业已经消歇，但观前街上还有一家，或许是新华书店的旧书门市部，也说不准。记得大人带我去逛观前街，到黄天源吃了一碗虾肉馄饨后，就到对过采芝斋东面的一家旧书店，那是民国时的建筑，有几级台阶，店堂里暗暗的，满是书的味道和灰尘，大人让我在一张堆满书的大桌上挑书，我就挑了一本《动脑筋的爷爷》，因为我识这几个字，彩印封面上的画，至今还有印象。当“文革”将近结束，怡园对面的古旧书店重新开张，既有新印的“二十四史”、“法家”著作，更多的是碑帖和线装书。自此以后，拿出来卖的书越来越多，至八十年代初竟有铺天盖地之势。如今想来，书价真是低得非夷所思，老商务印的《丛书集成初编》三分钱、五分钱一册，周作人、郁达夫他们的初版毛边本，也不过二三元一册。尽管书价如此，但我的购买力总是遥不可接，收入渐多，书价渐长，囊中羞涩的感受至今依然。当时还在读大学，有饭钿十五元，自然也省不下来，幸亏有一点卖文的薄酬，也就可以买点旧书，但并不多，没有什么可以居奇的。

近些年来，我几乎不买什么旧书，因为我绝不想当藏书家，舍间虽然有点书，无非为了用。前些年，我写过一篇《说旧书》，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所中意的书，也就是实用的书，要读的书，这就未必旧书了，有时新的就好于旧的。比如民国年间整理的笔记、别集一类，本来校雠不精，鱼鲁亥豕的，不及新校点的排印本，新的影印本也好，毕竟有旧版的面貌，有的新印本附有索引，有的还专门印出配套的索引，如中华书局印的《太平广记》，便先后印过两本索引，这对我来说，就是有用。再比如珂罗版的画册，自然也不及新印的，新印的逼真细腻，与原作更接近。八十年代，书价还很便宜，当时许多笔记、别集还没有新印本，我就买了一些旧版的来读，有的便是当年平襟亚们‘一折八扣’的货色，当买得新书，我便将这些旧书悉数送人，当然它们曾经给我读过，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从中也可看出我对旧书的态度来。

与我年龄仿佛的几位朋友，都是书摊的主顾，甚至还是拍卖场上的常客，如韦力致力于宋版元椠、明刻清钞，以收藏富赡著名于时；如陈子善、龚明德以新文学版本书为搜罗范围，作研究，作校勘；薛冰兴趣广泛，稍有意思的就倾囊所有，买回后久久摩挲，写成一篇篇可读的文章；徐雁则只要涉及书的书，无论新旧完损，一齐搬走，作为写书业史、藏书史的参考。我和他们一起逛书店，真是苦事，常常是他们在作书架前的反复巡视，我则在门外抽烟，临走，他们拎着沉沉一包，我则仅得一二本。他们既有藏书的宏愿，又都利用自己的收藏，做出了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我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如今光顾书摊的，并非都是读书人或爱书人，真是五花八门，其中的“掠贩家”也有分别，既有“正人君子”的教授学者，也有不识几个字的贩子，但都可以看作风雅儒商，这里卖进，那里买出，赚点差价。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甚至有时还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书籍流通的事。然而书摊给他们留下的梦，追寻起来，总要复杂得多，或是一次失算，或是一次大进，或是以假乱真，使些手段将书做旧，或是以真说假，将真的廉价买下。如果将这些经历和故事写下来，也是十分难得的书林掌故。

逛书摊，拨寒灰，终究还是有意思的事。记得某年春节，与几位朋友去灵岩山进香，山道上满是摊贩，豆腐花，茶叶蛋，小竹篮，小木碗，打汽枪，套圈圈，也有一二个买书的地摊，我在“红宝书”边上发现一本《十年》，朴素的封面上有“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纪念”一行字，夏丏尊编，收十四位作家的小说各一篇，一九三六年七月初版初印本，品相也还可以。摊主开价四十元，朋友在旁边还价二十元，也就成交了。新年新岁里，在灵岩山的书摊上，买得这样一册旧书，也算是留着点纪念，它的阅读价值也就并不重要了。

二○○四年六月六日

雨声里的书房

今年入梅以后，极少下雨，暑气薰蒸，仿佛盛夏了，望着窗外，亮灿灿的一片，真有点念想贺方回笔下的景象，“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那真有江南的独特意境。往年这时节，真是“黄梅时节家家雨”，天色阴晴不定，时不时就下起雨来，起先似乎没有停的意思，不经意间，柳梢上已映着残霞淡日了。旧时梅雨天，苏州人家以竹筒接着檐溜，将雨水蓄入缸中，因为那水特别甘醇，用来泡茶最是佳妙，茶人们称为梅水，尤西堂就咏道：“浮家茶灶在，莫放水缸空。”这时碧螺春上市不久，用梅水泡碧螺春，来得正好。如今不只是梅水已没有人去收贮，就是井水也嫌不干净，社会渐进，生态日坏，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将就着应付罢了。就在这雨天里，书桌上放一杯碧螺春，茶气氤氲，拿本书随便翻翻，或者写点什么，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抬头望望窗外的竹枝芭蕉，给白墙染上翠色，远处的山峦和高楼笼罩在烟雾里，看不见了。这时的一切格外寂静，真能得情景交融的享受。

雨声里的书房，记忆最深的，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那时还住在书院巷老屋里，最后一进有一栋小楼，我住的一间，在楼上最东边，不到十平方，却南、东、北三面有窗。我读中学后不久，这一间就被我占有了，中学毕业去工厂学徒，一年多后考上大学，大学在本地，自然也并不离开，大学毕业那年搬家了，故而作为我个人的独立空间，持续了十多年。我既在那里看书，又在那里睡觉，有同学来，自然也聚在那里攀谈。

那三扇窗外，各有景象。南窗外是条走廊，正对着老屋的另一栋小楼，中间是天井，平时很静，只是清晨和傍晚有点喧闹。北窗外是另一个大杂院的院子，那院子住着好多人家，真是一幅幅日常生活的素描，洗菜，淘米，濯衣，生煤炉，涮马桶，孩子们玩耍，大人们吵架，天热的时候，各家就将小桌子搬到院子里来吃晚饭。东窗外则是一条夹弄，隔着夹弄是一户做篾作的人家，他家后园有株根深叶茂的老桑树，它的枝叶伸向我的窗前，似乎触手可及。如果稍稍朝北望去，则又是另一家的后园，看得见一树腊梅和石台上的月季，一株香椿则高出园墙。除此而外，就是高高低低的一片屋瓦，远处大街上的行道树是那样茂密，好像是一抹绿色轻轻地画在黑瓦之上，蛛网般的电线则低垂着掠过树颠。

我的书桌放在东窗下，说是书桌，只是一只老式三抽屜桌子，后来才做了一只两头沉的写字台。有两只竹书架，说是湘妃竹，实际是火烫的焦痕。墙面已不太白了，下边还留着孩提时用铅笔画的小人、屋子、汽车，后来得到一张费新我先生写的条幅，上书“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也并不装裱，用四只图钉钉在墙上，图钉锈了，那条幅的四角也留下了锈迹。我在这间小屋里，先是做功课，后来是看书抄书，看施耐庵、吴承恩、托尔斯泰、司汤达，抄李白、李煜、普希金、雪莱，再后来写文章，开始给报纸、杂志投稿。也曾约了同学，借来唱片留声机，一起偷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曾在单喇叭收录机里听《何日君再来》。我的少年梦，实在都留落在这间小屋里了。

悠悠二十多年过去，对小屋的回忆，总与雨声连在一起，那雨的情思，雨的境界，伴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岁月。春雨绵绵，东窗玻璃上沙沙作响，那片沾着青苔的屋瓦上，先是湿漉漉的，不久就全发亮了，李义山的“一春梦雨常飘瓦”，似乎就是眼前的景象，让我有点缠绵；陆放翁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更贴近我的感受，尽管已不再有卖花女在街巷徜徉，但一夜春雨过后，小巷里别有情调，似乎真听见那甜软的卖花声。这自然又让我想起戴望舒的吟哦，悠长的雨巷，颓圮的篱墙，撑着油纸伞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就在那雨声里，隔墙那株老桑树的叶子，由透明的嫩绿渐渐而变得深沉。秋雨潇潇，檐间滴滴嗒嗒，树叶渐渐枯黄，不由会想起郁达夫的记述，雨后的斜桥影里，那微叹似的对话，“唉，天可真凉了——”，“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啦！”至于秋女士就刑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则让我感到悲凉。冬雨濛濛，天地间灰蒙蒙的，知堂说得最有意思，“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我的那间小屋有点冷，寒风从窗的缝隙里透进来，就捂着热茶，遥想春天的景象，“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既没有诗人情怀，也不会写诗，只是在寻找与自己感受相和谐的情愫，如果要说到精神家园，这大概就是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还有另一种感受，那就从北窗望去，“下雨了”，“下雨了”，家家就抢着收下晒着的衣被，收了自家的，再帮着收别家的；孩子们故意戴着草帽站到院子里来，或者故意赤着脚趟过积水的低洼；出出进进的，打着伞，油纸伞，油布伞；雨天里的煤炉不容易点燃，弄得烟雾腾腾，这是另一番烟雨景象。普通百姓过日子，就是这样平凡和实在，但也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故而在雨声里的书房，并不尽是让人陶醉的诗情画意。

如今在书房里，固然还可以看雨听雨，但对雨的感觉真是越来越淡了，也不再有少年时的多愁善感，只是有时半夜里下起来雨来，突然有一丝感触，一阵感动，心荡荡的，稍纵即逝。这种感觉真好，仿佛是一次瞬间的心灵旅行，那是回归，往远远的家园里去。

二○○六年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