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指导革命的正确理论从来不是照抄照搬来的东西。历史实践证明，不仅维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能救中国，而且就是有了马列主义，如果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同样也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成为拯救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

由于中国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在这样的国度里，不仅进行革命比马克思主义本本上讲的困难得多、复杂得多，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结合得好，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苦苦地求索。在经过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的严重挫折和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后，经过对胜利和挫折的反复比较，到延安整风期间，终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在党的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如刘少奇所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以后，党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就是党所进行的第一次伟大的革命。

党的历史实践还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是一次性地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领导革命要进行这种结合，领导建设也要进行这种结合。领导革命的成功经验，不能简单地用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怎样进行建设，还要重新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搞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发生的失误，从思想路线上说，就是没有实现好马克思主义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相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能够成为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在以后能够全面地进行拨乱反正，并制定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从思想路线上说，就是因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总结，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教训，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这些根本问题，逐渐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理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样，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评价，应当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只有与毛泽东思想一以贯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这样，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从这一方面说，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进行了两次革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两大理论成果的历史。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它不仅是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伟大理论，而且为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向世人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