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它对于后来苏区和红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枢纽作用，对中国革命的走向发生了积极影响。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并不等于说它没有成立的客观必要。在苏区陆续建立和红军逐渐壮大起来后，有一个加强对各个苏区和各路红军的统一领导、中枢指挥和协调配合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在1930年10月决定成立中央苏区，以便打通几个大的苏区和连接大苏区周围的许多小苏区。随后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尽管也做了加强联系、互相配合的工作，但没有解决“合法中枢指导作用”。一年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胡乔木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对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似不能只从消极方面去看。成立中央政府不但对我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加强了合法中枢指导作用（否则‘中央红军’这一名词也缺乏法律根据），在以后对张国焘斗争中的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对而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发表《八一宣言》和在与蒋介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对等地位和成立各地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也有重要作用。当然，指出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完全必要的。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因此，要充分肯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各个苏区、各部分红军的“合法中枢指导作用”。

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央苏区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一段重要评价。他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根据地建设，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也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这是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第一次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作出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段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