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只解决了军事领导权,没有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抗战开始后,也顾不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过去路线错误的流毒一直存在,影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执行,在部分地区使革命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而且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如王明还自视一贯正确,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旧著宣传错误观点,造成党内思想混乱。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已批评了他的右倾错误,但1939年5月,他撰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继续宣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又撰文宣扬1938年他在武汉时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中的错误方针。1940年3月,他还把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制造舆论而出版过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重新出版,将其当做“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对党的历史发展还不十分了解的“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因为当时中央准备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七大,他又在制造舆论,抢占先机,夺取“制高点”。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发展,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问题,就成为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三套历史文献:一是1941年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二是1942年初编辑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的党史资料书;三是在前两本的基础上选编出《两条路线》的专题学习材料。乔木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开始就是编《六大以来》。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三本书的编辑。这三本书出版后,在党内产生巨大反响。一方面,许多同志了解了党的历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一些不清楚的历史争论恍然大悟,明白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布过许多“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回忆那段历史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改正错误,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大量历史材料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1943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杨尚昆回忆看了那些材料说:“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武器。”

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央以两次“九月会议”为代表的整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的路线是非,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达成了共识。它的主要结晶就是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乔木参加了这个决议的起草、讨论、修改和最后的审定工作。这个决议在简明概要地叙述了自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后,通过同毛泽东的政策主张相比较的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没有讲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问题,没有讲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没有讲“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也没有讲抗战以来的历史是非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党抗日建国。毛泽东说:这些不讲,至多是缺点;讲得过分,讲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采用了这个方针,这次还坚持这个态度,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第三，它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