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是汉律将人头税分为7～14岁口赋、15～56岁算赋，20～56岁男丁的力役等不同档次。口赋、算赋的年龄和缴纳的赋税额，不同年代是有变化的；不过与田赋比较起来，远比田赋为多，成为主要的税收来源，直至清康熙五十一年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赋税改革，长达一千九百年。按人丁征税，"小民逃亡，官吏隐匿"弊端严重，不利于人口增殖，封建朝廷税收也受到影响。于是公元1723年清世宗下令推行"摊丁入亩"新的税收政策，结束了长期按人丁征税的历史。虽然"摊丁入亩"不是直接的人口政策，但是它使纳税与人口脱钩，人口增加可以不再缴税，其对多生多育、人口增长的作用，比任何一项直接的人口政策来得还要大。清朝从康熙到道光的一百五十年里人口接连两个倍增，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 关键的决策

本书之所以花费较长篇幅阐述古代和近代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生育政策，目的是"古为今用"。从这些非物质遗产中，不难看出：一是"多子多福"观念如何浸透上至最高统治阶层、下到黎民百姓头脑之中，"多生多育"一条红线如何贯穿生育政策始终；二是婚姻、家庭、迁移、教育、土地、税收等政策，包含怎样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人口政策怎样融入其中；三是人口政策融入其中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何以产生倍加的效益。这三条对于认识中国的人口问题、"多子多福"人口观念的根深蒂固、现实人口生育政策选择之艰难不无帮助，亦可从中找出有价值的东西。

1 人口理论拨乱反正

（1）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人口问题的论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述"多子多福"人口观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对此，一些先知先觉人士表现出某种担忧，先后提出若干不同的观点和主张，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和论战。

①社会学派节制主义再起。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是，全国人口达到60194万，人口数量之多、增长速度之快超出许多人的预料。对此，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认识：一种主流派观点是，认为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是"一五"计划和今后发展的可靠保证。另一种非主流观点是，感到人口增长过快、新生儿过多，学校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跟不上，需要考虑适当节制。前面提到的民国时期的社会学派节制主义的许多人还在，他们针对1953年人口普查公布的人口数据，做出新的分析，笔者称为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再起。率先提出节育的，当属邵力子先生。早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邵力子先生在发言中讲到，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似乎也应有些限度。他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要做好节育问题的宣传和指导》、《有计划地生育孩子》等文章，建议放宽节育技术限制，不赞成以法令或权利限制人工流产和持久性避孕手术，并建议修改《婚姻法》，提高婚龄以节制生育参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1957年前后，民国时期社会学派节制主义代表人物陈长蘅、陈达、吴景超等人的思想再次被激活，纷纷发表文章，畅谈其人口理论和对解决人口问题的主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认识的某些转变。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口节制主义者奉马尔萨斯为先师，到了50年代认识上则有很大转变。他们或发表文章，或发表讲话，公开检讨过去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把中国庞大的人口看作贫困根源等错误；同时也表示，他们同马尔萨斯有许多根本不同的地方。二是发展了"适中人口密度"说，指出超过这个适中数是会迟缓社会发展的；孙本文教授指出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均有一定的限度，提出"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