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决议使毛泽东在党内与军内完全占了上风。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又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真是“国难思良将”，毛泽东的韬略奇谋，在最关键的时刻终于显现了。

在黎平休整的几天内，还对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红八军团的残部并入后卫五军团；取消“特别军团”，即大部分附属于中央纵队的后备队和后勤队伍，其士兵被派去补充减员严重的部队，包括三军团。

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向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去电报，向他们通报了两项决议（改变行军路线，向贵州挺进以及准备另开一次会议，即决定乾坤的遵义会议）。各军团奉命作相应配合。二军团和六军团应向湘南挺进，意在牵制湘军对主力红军的压力。红四方面军则要向四川出击，吸引川军向北，使其放弃在黔西北作战的计划。此外还给在瑞金附近老根据地作战的陈毅发去了通报：

12月19日凌晨6时，红军按照新的指示开始行动了。全军向乌江前进。一路顺风，未遇多少抵抗。

12月的最后一天，即1934年岁尾，红军迎着刺骨的寒风，一路快进，抵达距乌江约至三十英里的集镇——猴场。

这时，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过乌江，他们对湘江之败记忆犹新，而且又听说乌江比湘江更加险峻，因此主张仍然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两人竟然在这节骨眼上还固执其错误的作战方针。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懂得这个起码的道理避实击虚，灵活用兵。他们两人却连一般军事指挥员起码的灵活性也没有。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路，明明已经被蒋介石堵死，却偏偏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拿着鸡蛋碰石头。

由于风波突起，中央又于1934年12月31日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反驳了博古、李德的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并坚持部队应继续全速向遵义进发，然后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已经在黔东重新部署兵力的“追剿”计划。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毛泽东棋高一着，乘胜前进，当即建议中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红军应当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一部，粉碎其“围剿”，建立川黔新根据地。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活动，然后向川南发展。

新决定中还有一条十分重要，同时对毛泽东用兵也十分有利：“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条实际上就是打破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的军事垄断到此结束了！这样一来，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就有权过问军事上一切问题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完全由博古、李德说了算，从不与他人商量。尤其是不与真正的兵法天才毛泽东商量。这时的毛泽东虽还没有掌握兵权，但红军下一步所有的作战意图及方案正在按他的兵法行动。首先是渡乌江，然后是夺遵义。

薄雪和阴云衬托出乌江的天险，红军前锋如风之子迅速杀到乌江岸边。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在彻夜伏案工作了。凌晨四点，当他得知先头部队的一支纵队已经到达乌江时，不顾一夜的疲劳，立即同司令部的人员一起动身直奔乌江，部署渡江任务。

新的一年开始向毛泽东以及他率领的红军显示出吉祥之兆了。

毛泽东亲临前线，沉着地指挥强渡乌江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