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是代表军方的立场，若与国务院的对华政策相对比较，会更突显军方的看法。国务院虽有不少中国专家与曾驻华的外交官，但1947年5 月在国务院成立了政策计划处。政策计划处主要的责任在分析各种国际关系，提供政策的建议，和前瞻的外交政策。由于政策计划处能够协助国务卿规划与制定外交策略，故在受国务卿重视时影响很大。当时肯楠主掌政策计划处时，此单位随时向马歇尔研商并提出前瞻的外交构想与计划，故此单位在马歇尔任国务卿时代颇具外交上的影响力。

当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以专业的军事角度，提供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之际，政策计划处也以专业的政治与外交角度提供建言。如果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可以代表此一时期军方对中国的看法，则政策计划处的意见可谓是国务院的主流价值。有时候肯楠甚至必须肩负与军方等不同意见的人士进行论辩，以捍卫国务院的立场。因此在研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对华政策，如与政策计划处的对华评估与规划相比较，更能呈现两者之差异。

不过在分析政策计划处对华政策之前，需要事先了解究竟它的首位负责人肯楠，其对华思想渊源为何？众所皆知肯楠主要的外交专业领域是在苏联。而影响日后国际外交甚为深远的遏制苏联的围堵理论就是他的杰作。当然稍后马歇尔计划的制定，肯楠着力亦甚深。事实上，在1947 年5 月，肯楠接掌政策计划处之时，肯楠的亚洲甚至中国经验可谓付之阙如。简言之在肯楠主掌政策计划处前，他对于东亚事务是兴趣缺缺。但自从他调回华府任职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之后，他才逐渐开始关注东亚的发展。归纳肯楠的中

国理念渊源，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影响：

（一）受到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的影响

此君在1925 ～ 1929 年期间，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 马慕瑞对中国的印象颇为负面，他曾在1935 年发表一篇被喻为与肯楠“长电报”齐名的文章“1935 年备忘录”（The 1935 Memorandum）。分析马慕瑞的对华主张与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有：(1) 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往往太过理想主义。 (2) 中国是一个只接受恩惠，而不知感恩图报的民族；(3) 中国具有蔑视法律、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劣习。 (4) 他认为美国在远东已首要考虑对象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上述马慕瑞的论点，皆深深影响到肯楠的对华主张。

总之，肯楠对于马慕瑞的远东理论——即现实主义大为折服，他对于“1935 年备忘录”亦是肯定有加。尤有甚者，肯楠更尊称马慕瑞为预言家。所以，当肯楠从华府的政策计划处离职之时，他仍将马慕瑞的文章随身携带前往普林斯顿。由上述分析可知，马慕瑞对肯楠的影响非常大。

（二）受到戴维斯的影响

影响肯楠东亚政策甚深的另一位出名人物，就是以亲中共闻名的“三个约翰”之一——约翰戴维斯（John P. Davies）。a 戴维斯父亲为在华的传教士，戴维斯本人出生于中国，并在北京求学。1930 年代曾任职于国务院内。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指派作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其后再进入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馆。在使馆内，他与大使赫尔利将军产生严重的冲突。最后在1945 年1 月，戴维斯被调往莫斯科，从此展开与肯楠的共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