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从高等警官学校毕业，经父亲的朋友推荐，在黄浦警局做了一名警员。或许因为有熟人照应，几次大规模打击拐卖妇孺的运动，我都没有参加，平时也极少被派上街检查户籍。多半时候，我都留在警局做些后勤工作，或是笔录报告，闲暇时偷偷读一些《侦探》杂志上的故事，与危险沾不上边，也颇有些无聊。

那时候的生活就好像是我自己的贴身衣物，我即便把脸埋进去，也嗅不到任何的味道。

与我一起毕业的另有八名女孩，人数不及当届毕业男学员的二十分之一，都被分配去了各个分局谋职。没出两年，已有六人因为嫁人、搬家、健康等原因离职，只有我和另两名还留在警局工作。

有一次，其中一位遇见我说，她们私底下都称我为“上海最白的女警察”，意思是我从来不用出门去晒太阳。她又拿起我白净的手看了看，羡慕地笑道：“你既不是当这行的料，也没有做这行的命。”我听了只好尴尬地笑。如果我说，我的偶像是程小青笔下的霍桑，仿佛这平淡闲散的生活都会戳穿和嘲笑我。

1945年，抗战胜利，汪伪警局亦被解散。我想，这下倒好，我可以安心嫁给陈凯达了。他是母亲苏州老乡的儿子，在美光火柴公司做人事经理。我们见过三次面后，订了婚。这并不违背我的想法，因为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当我以为自己再没有理由可以推迟成亲的日期时，我却接到意外的通知。

那个黄昏，父亲带回家这个消息，从他皱着的眉心看，似乎是个坏消息。

由于我之前“清晰、有条理的文书工作”，我将破例被允许以警官的身份重新加入黄浦分局，警官一职属于政府公务员系统，收入必将有所增加。我的目光直接跳过这些句子，落在我的新部门“刑侦科”三个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