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作家穆齐尔（Robert Musil）在他的著名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说：“人们必须首先像一个小丑被他的紧身衣束缚那样，在他们的种种可能性、计划和感情中受到各种偏见、传统、困境和局限的约束，他能提出的东西，也许才有价值、才能生长和持久。”这对于任何大思想家来说都是如此，对海德格尔当然也不例外。

三十而立。人们一般也是认为海德格尔只是在30岁以后，更确切地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弗莱堡大学所开的课中表明他走上了自己的思想道路。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先学神学、后又转学哲学的学生，通过教授资格论文后在大学当讲师。在这期间，他基本是循规蹈矩的学院中人。早期对天主教神学的学习使他自然受到经院哲学的很大影响。而他在中学时期就读过的《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则使亚里士多德成了他私淑的导师。希腊哲学批判的实在论和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传统，构成了他走上自己的思想道路之前的哲学基础，尽管他此时的兴趣主要在逻辑和范畴学说方面。当然，这种思想倾向与当时统治德国大学哲学的新康德主义哲学是很合拍的，事实上，海德格尔此时除了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的传统外，也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很大影响。从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中都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影响。这两篇论文基本上是标准的学院论文，中规中矩，但很难说有什么自己原创性的东西，或者说，即使有，也只是微乎其微。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进行，对欧洲人的文化意识的冲击和改变用“天崩地裂”四字来形容都不为过。“自由时代满足了被长时间的和平时期惯坏了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乐观主义，这个社会的进步信仰在战争的风暴中崩溃了，这次战争最终成了一个与所有以前的战争完全不同的东西。决定战争进程的不是个人的勇气或军事天才，而是所有国家重工业的军备竞赛。在战争中，无辜的自然，农田和森林，村庄和城市被毁，战争的恐怖让在壕沟和掩体中的人最终没有别的想法，只有卡尔·楚克麦耶（Carl Zuckmayer）当时所说的：‘一下子，一切就完了。’”（HansGeorg Gadamer，Gesammelte Werk， Bd．3，S.177．）这个“天崩地裂”的见证者伽达默尔对当时欧洲人绝望心态的描述，可以看做是促使海德格尔走上他自己的思想道路的时代背景。

海德格尔自己对此也是一清二楚的。他经常暗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欧洲“理性”的无力，公开了传统的崩溃。但是，他只是把20世纪的战争和种种事件视为一个内在崩溃的外部表征，从中看到了一个长期以来摆在思与诗面前的任务。就如他在《语言的本质》中所引的格奥尔格（Stefan Anton George）的诗句：“这些是烈火的征兆，不是信息。”但他在海德堡科学院的就职演讲中追溯崩溃的征兆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0—1914年之间“那些激动不安的年月”，其标志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翻译、人们对黑格尔和谢林日益增长的兴趣、里尔克和特拉克的诗歌、狄尔泰的《全集》。（Cf．Otto Pggeler，Heidegger in seiner Zeit，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1999，S．8990．）

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文明的命运实际上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西方文化的问题说到底是西方哲学的问题，他和他的老师胡塞尔一样，把哲学视为西方文化的特征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