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一行人眼前所见，是正改头换面为共产主义式的一座古都，堪称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正在迈向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典范则是苏联的首都，当时苏联是新中国少数仅有的邦交国。于是，几百年来为表彰圣贤烈女而立在街市上的牌坊，一一被移除。旧城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通衢大道和开阔广场。天安门广场就是在紫禁城旧址的部分废墟上开辟而成的。环抱京城几百年的高墙被推倒，改铺设多线环状道路。宏伟的城门也随之而去。

北京城的一片死寂也令美国人大感意外。脚踏车铃声轻柔地当当作响，偶尔传来卡车、巴士的喇叭声，但此地没有一般大城市常见的喧嚣。国务院官员何志立（John Holdridge）体验过二战前的北京生活，当时北京的喧闹熙攘与中国其余城市并无二致，因此他对眼前的变化大感震惊：“当我从汽车窗帘的缝中窥视北京，看到街上行人稀稀疏疏，他们动作迟缓，表情僵硬，仿佛‘文化大革命’让他们经历了某种战斗后的疲惫。当时‘文革’正趋于平静。”

当时外界对“文化大革命”一知半解。随着中国驻外官员被召回国内从事思想净化教育，中国大多数的驻外使馆已形同虚设。外国人要造访中国困难重重，除了少数像韩素音这类获得特别通融的共产党同路人；韩素音过去曾撰文赞叹中国人毅然扬弃过时的思想窠臼，而全心全意迎向未来。青年群起挑战他们的长辈，并如官方宣传所说的，同心协力缔造能真正落实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当时仅有少数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仍驻留北京，他们的行动受到诸多限制。

1972年的美国访客对于中国正在经历的事情所知不多。中方东道主个个表现得彬彬有礼，让远来的访客有宾至如归之感，但就是不愿触及“文化大革命”这一敏感的话题。记者希望访问一般男女，但发现没有人愿意受访。美国人能见到的中国人就是官员和经过精挑细选的少数人，诸如作家或学者，他们对待外国访客总是殷勤诚恳。“在八亿中国人之中，外国人约只见着六十个人。”

1972年时，长期寓居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外国人屈指可数。唯有少数被视为“友人”的外国人，会选择在1949年之后定居中国，或者至少逗留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中国受到尊敬。中国的大学，为了彰显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革命领导地位，招收了若干外国学生；但这样的美意却因非洲学生屡屡抱怨中国人对他们心存鄙夷而破产，他们大多数人便打道回府。有些记者，来自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的阵营，或者如法国、加拿大这类已与中国建立邦交的国家，他们想要挖掘真正的新闻，但总是不得其门而入。

唯有四十几个国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其外交官的生活，即便是来自友善的邦交国，也受到诸多限制。北京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许多风景名胜都不对外开放。外国人只能游览天坛，在街上凭吊历史遗迹。大部分餐馆不对外国人营业，除非该餐馆有特设的包厢。出北京城旅游，除了明陵，其余地方都必须先取得特别许可，但这类特别许可通常是不会被批准的。驻华外交官依规定必须住在“外交公寓”（Diplomats’Big Building），这相当于封建时代的“会同馆”，“会同馆”是过去封建王朝专门提供朝贡使节团居住的场所。他们的仆役全由中国政府指派，负责监视外交官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