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人士皆认为毛泽东的某些做法有些过激，周恩来则被视为温和分子。这是实情，但并非真相的全貌。周恩来也是个革命家，他对改造中国社会矢志不渝，期望使富强的中国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都一样，他们身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的。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说道：“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1949年11月，在新中国外交部首次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告诉他的同僚，百年国耻已告结束。新中国必须与世界强权平起平坐。“我们应该要有自主的精神。我们应该开创新局，勇敢无畏，沉着自信。”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目光来观察世界。这个世界一分为二，即1945年后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强权，以及另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阵营，随着苏联势力向东欧扩张与中国共产党的大获全胜，社会主义阵营的声势因而壮大。两大阵营的争斗终究会有人胜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将是胜利的一方。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当为这最终的胜利服务。1949年，周恩来告诉中国外交部的新进人员，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时时都得做好准备。舞刀弄枪的战争不是年年有，但可以确定的是，频繁的唇枪舌剑将会天天年年进行，诚如白昼之后必有黑夜。

由于周恩来对实用的偏好远胜于学理，他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讲究现实条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必要时甚至与之妥协以争取时间。周恩来针对外交政策发表重要谈话时指出，苏共在1918年曾与敌人德国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借此延续其政权。庆幸的是，毛主席的准则与周恩来如出一辙，毕竟周得依毛的指导原则行事。毛泽东表示：“我们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采取具体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亦即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周恩来在主掌中国外交事务时，策略上通权达变，以追求“求同存异”（诚如他所言）。在两人的多次会谈中，周恩来有一回告诉基辛格：“人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分析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由周恩来出面与国民党协商抗日统一战线；他为了维护共产党与中国的利益，甚至不惜与敌人妥协。

多年下来，周恩来已成为一个谈判大师。20世纪20年代初，时值周恩来寓居欧洲，他心目中的偶像之一是英国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周恩来推崇的劳合·乔治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深切体察国际局势，让各国捐弃成见携手共事，同时能促进英国的利益。他说，劳合·乔治“狡诈”。与周恩来交过手的人，一致认为他身上也有同样的特质。有位国民党的官员写道：“他的转变是如此微妙，以至于你毫无察觉。当然，他会妥协，但通常是在最后一刻，只是为了让协商能够继续进行，况且他的妥协都微乎其微、有名无实。一旦仔细研究他的声明之后，你会发现他在重大议题方面全然没有实质性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