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共产党或许是在不自觉的情形下，流露出这种骄傲的心态。1936年，美国左派青年作家斯诺（Edward Snow）获准采访刚完成长征壮举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而抢得堪称20世纪最轰动的独家新闻。其中有段对话，未曾在斯诺家喻户晓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或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中披露。斯诺问毛泽东，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成功，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中国革命是世界局势的重大关键，它的成功是各国人民所衷心期盼的，尤其是殖民国家的苦难大众。”

然而，只凭中国自比为“中央王国”的狭隘观点来理解中国，恐怕只会抹煞中国往昔的丰富多元。中国人拥有丰富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可供依循。他们的历史有其他教训可供参考。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之前的战国时代，或者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政治人物靠作战与折冲樽俎的能力延续国祚。来自这些年代的教训，听起来仿佛由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所传授的，关于如何在失序的世界里运筹帷幄般神奇。就算在统一的朝代，中国也不一定强盛。中国统治者或可宣称秉承天命一统江山，但多数时候他们也清楚事实不是如此，知道其他统治者并未臣服于中国皇帝。有时候，中国也会遭到自己所庇护民族的侵扰，天朝因而被迫向强盛的边疆领袖谈和立约。这时便轮到天朝向异邦学习。诚如20世纪80年代末收视率很高的中国纪录片《河殇》所叙述的，中国人总是面临内向凝视自己和外向拥抱世界之间的抉择。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统治者试图解决与外国列强间的问题，同样的抉择又三番两次出现在眼前：为求自保，中国是否应该与列强打交道，并操弄纠结缠绕的国际关系，还是应该自立自强，并尽可能与世隔绝？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也有面对此类抉择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这类问题的抉择上，显现了内向和外求的尖锐关系。尽管因外部世界掠夺而生的中国民族主义怒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缘起，它的灵感启发却得自外来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一如对其他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昔日饱受外国列强屈辱的历史，锥心刺骨、历历在目。在基辛格前两次的中国行中，周恩来的对话反复提及美国曾经施加给中国的伤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了解中国需要盟邦和国际友谊。1949年之后，中国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与苏联订约，至少从1950年起，中国即积极参与国际性组织，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到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组织，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身影。到了1972年，毛泽东下定决心建立全新的友谊关系。

2月那天午后，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指示前往钓鱼台，基辛格仍保有“几分镇定”（至少他的回忆录宣称如此），并询问周恩来几个关于当天晚宴的小细节。其实，这则消息令人雀跃无比，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松了一口气。洛德回想起他们当时的反应：“这将对世界和中国人民传达一个清楚的讯息，即毛泽东个人支持这次访问，以及这件事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这显然是则好消息，尽管这是较不正统的自由世界领导人的接触。”美国的保守派，早就对这趟中国行心生不快，中国人假使再羞辱他们的总统，更会让保守派人士怒火中烧，他们也会因而谴责尼克松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