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休战协议之后，达纳德搬到维希地区，领导老兵军团尼斯支队，这是一个由贝当建立的支持维希政权的组织。

他焦躁不安，为了采取行动，他建立了警察兵团，充当维希的近卫军。从这个组织里又建立了保安队。兵团成员都宣誓效忠贝当和法国，并发誓打击犹太人、共济会和流亡在伦敦的自由法国领导人查尔斯·戴高乐。

在盟军进攻北非之后，希特勒担心盟军可能进攻法国的地中海沿岸。由于担心游击队袭击他的军队后方，他召见了赖伐尔，要求他组织一支后备警察力量维持秩序。赖伐尔答应了，1943年1月31日组建了保安队，他本人担任保安队的头目，达纳德担任秘书长。

赖伐尔只希望保安队保护维希的利益，但是达纳德却把它变成了法国的党卫队。德国人奖赏他并授予纳粹党卫队少校的军衔，他按照纳粹冲锋队的模式装备自己的士兵，卡其衫、黑领带、深蓝色的夹克和裤子，以及贝雷帽。德国人为他们提供了武器。

到1943年春末，保安队与抵抗组织同根相煎，残酷地展开了厮杀。第二年夏天盟军到来之前，这种流血一直没停。达纳德到德国寻求庇护，后来又逃到意大利，保安队的分子在那与意大利的反法西斯队伍作战。他被捕后送回法国审判，他拒绝为自己辩护。后来，他被判处死刑，被一个行刑队击毙。

战后，赖伐尔和贝当都因叛国罪接受了查尔斯·戴高乐临时政府组建的高级法庭的审判。两位维希领导人都被判处死刑。出于对贝当年事已高和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的尊敬，戴高乐将元帅的惩罚减为终身监禁。他在布列塔尼半岛南部约岛城堡内平静地度过了晚年岁月，1951年去世，享年95岁。临死前，贝当坚持认为自己维护了国家的最大利益。“法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宣称，“正如我在凡尔登拯救了他们一样，我在维希也拯救了他们。”

赖伐尔的命运更是一波三折。他的审判是在恶毒的谩骂与指责气氛中进行的，一开始赖伐尔就指责法官不许他为自己辩护。他抵制后面的听证。

赖伐尔被关在巴黎郊外的弗雷纳监狱的铁窗内，他企图服毒自杀骗过行刑队。他在战争期间一直带着一个秘密的小药瓶。但是毒药太旧药效失灵，没能夺去他的性命。这位前法国总理被救活了，被搀扶到绞刑架前，人们不给他水喝折磨他。他的遗孀一直在为他辩护。“审判一个人又不让他说话可不是法国人的方式，”她抱怨说，“这正是他一直打击的——德国方式。”

在被占欧洲的其他地方，合作的前景受到了那些希望登上高官位置的希特勒们的欢迎。希特勒本人期待着得到持相同意见的人的帮助，传播纳粹的种子，在欧洲建立新秩序。但是凑巧的是，希特勒和欧洲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们感到彼此都很失望。希特勒希望找到有很多追随者并愿意担任柏林控制的傀儡的本地纳粹领袖。相反，他遇到的是一帮无能的政客，只有少量的支持者，但他们却梦想着享受荣华富贵。

维德康·吉斯林就是这样一位妄想者。1940年4月德国入侵时他笨手笨脚地想接管挪威政府，没能与希特勒合作好。吉斯林解释自己之所以发动了闹剧式的政变是想与“我们的德国同胞达成谅解”，并为挪威“在建立新秩序的工作中赢得一个领导地位”。这场政变闹剧让纳粹十分尴尬，吉斯林从此在世界范围内臭名昭著。不仅挪威的文职官员们拒绝服从他的命令，连他从自己的国民大会党里挑选的部长们也不支持他。损害最大的是德国驻奥斯陆大使拒绝了他，认为他不适合领导，虽然希特勒下令帮助建立吉斯林领导的政权。

这位挪威纳粹与希特勒有许多相同的特点，但不具备当元首的残忍或政治手腕。和希特勒一样，吉斯林有着强烈的宿命意识。他认为他生来就是为了把挪威带到新的高峰。他喜欢说自己的生日，1887年7月18日正好是哈夫斯约德战役纪念日，在那场战役中哈拉尔·费尔霍尔打败了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王，成了统一的挪威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