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上数百万的人们一样，在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史诗巨片《泰坦尼克号》于1997年上映后不久，我便观看了此电影。尽管我也赞同一些评论家有关这部电影对话笨拙、情节平庸夸张的说法，却也轻易地发现了这部电影如此受欢迎的关键。在1912年4月14至15日夜晚，泰坦尼克号发生沉船悲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受瞩目的事件之一。这是一个有关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够成就多高的故事，一个有关有如此智慧的人类又是如何在面对简单而不可猜的自然力量时轻易失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极度危机。一些人平静地接受死亡的到来，并且退避一边以便为他人让出生存的机会；而另一些人则拼命挣扎来获取生存机会。在这个故事中，人们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受到了考验，他们被迫作出无法作出的抉择。尤其是许多女人，她们要在两种亲情中作出艰难的抉择：是要留在甲板上与丈夫同生共死，还是要登上救生船而和儿女们继续生存。所有这些发生在北大西洋一个漆黑的夜晚：甲板已经倾斜，船体已经下沉，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混乱和恐惧，泰坦尼克号逐渐走向终点。

总之，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一直吸引我们的地方在于，它从内心深处提醒我们，人类不是无所不能的。当人们骄傲自满，认为自身是宇宙主宰时，泰坦尼克号的记忆将人们唤回现实。“泰坦尼克号”这个词语代表了两“最”：它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豪华的游轮。然而它却在与冰山经过船上大部分人都没能感觉到的轻轻撞击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里沉入海底。上帝、自然和命运用几乎鄙夷的姿态猛推了一下人类这无比自豪的庞然大物。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人们常常提到，建造泰坦尼克号的一个工人曾说过，“就算是上帝本人也不可能让这艘船沉没”。虽然不可能真的有造船工人或者其他人这样说过，但是那些在心里曾这样亵渎过神灵的人们现在必定充满负罪感。

这些故事内容是众所周知的，也正是这些故事让卡梅隆的电影在全球大热。而这些故事更是衍生出大量针对全球不同受众，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多种语言的书籍、歌曲、电视节目和其他文化产品。然而在某些地方，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却带有特殊的含义。这其中的大多数地方都位于英国，因为这里是泰坦尼克号建造并注册的地方，并且船上的主要船员也都来自英国。然而此次沉船灾难也在美国引起了反响，因为船上最富有、最有社会地位的乘客皆是美国人，同时该船也归美国所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两个国家对于此次沉船灾难十分不同的反应。

当1997年《泰坦尼克号》在英国上映时，许多评论家便指出电影中有仇英情绪，他们对此很反感。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电影中展示了一种严格遵守等级差异的旧等级社会（以电影中罗斯·布克特势利又懦弱的未婚夫卡利登·霍克利为代表）与完全依赖自身的民主新社会（以罗斯所爱的思想自由而又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杰克·唐逊为代表）之间的碰撞。晚餐之后到吸烟室中一边小口品尝白兰地一边相互吹捧彼此是如何影响世界，这是旧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新社会则表现为吐痰、流汗、喝啤酒以及在下等舱里跳爱尔兰快步舞。紧接着，英国的评论家就指出，属于前一个阵营的角色要么是英国人，要么是富有的美国东海岸亲英派；而新社会的角色大多数是中西部美国人或者移民去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人。《每日邮报》的克里斯托夫·图科指出，“《泰坦尼克号》中充满了对英国愚蠢的抨击”，“与几乎所有20世纪9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一样，《泰坦尼克号》一如既往地抨击英国人，指责我们冷酷、怯懦、自负和残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