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一词汇的严格意义与其一般用法在很大程度上相重合）最终是不对外部世界负责的。这一点的流行和其假定的好处，被诸如终身教职这样的好事验证，也被“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这样的宽泛概念验证。在媒体领域，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宽泛观念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简言之，对外部世界不负有责任，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原则。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坚持认为：当知识分子在为其他人设定社会准则时，他们甚至不应当受到社会准则的约束。知识分子不仅与物质世界绝缘，他们也经常享受到豁免权；甚至在犯下明显错误后，他们连名声方面的些许损失也不必承受。正如埃里克·霍弗所说：

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在斯大林清洗成百万的人、扼杀人民的全部自由时，那些崇拜歌颂他的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并没有受到谴责。他们仍然光明正大地对各种话题大放厥词，并继续受人尊敬。萨特在德国学习哲学后于1939年回到法国；然后他告诉这个世界：法国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区别不大。饶是如此，萨特照样成为了学界教主，并且受到世界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的崇敬。2

萨特不是唯一的例子。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在1968年说过：“让所有人类都足以果腹的战斗将会终结。到20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将面临饥荒，届时上亿的人将被饿死；无论现在开始着手实施何种强有力的解决方案，都将无济于事。”然而，过了十年，又过了几十年，不仅埃利希所预言的那些事情一件都没发生，反而出现了不断增长的新问题，即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出现肥胖问题，以及农产品过剩滞销的问题。但是埃利希教授不仅持续获得大众热捧，同时也被声名显赫的学术机构授予荣誉和奖金。

同样，拉尔夫·纳德尔在1965年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后，开始成为一位重要的公众人物。在这本书里，他只是泛泛描述了一般美国汽车存在发生车祸的风险，但却特别突出了科威尔（Corvair）车型的问题。然而事实却是：经验研究表明科威尔车至少跟同时代的其他汽车一样安全。但纳德尔不仅仍然拥有可信度，而且获得了理想主义和富于洞察力的美名，这让他几乎成为了人间圣徒。还有其他无数的错误预测，包括从石油价格到冷战政策的后果等等；这些广泛的预言造就了无数失败的预言家，但他们却得到了同成功的预言家一样的荣誉。